2011─2015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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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
最高人民法院
2011─2015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
为进一步提高法院队伍整体素质和司法能力，推进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根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和《法官培训条例》，结合当前法院队伍建设和教育培训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紧紧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全面推进法院教育培训工作，大力加强学习型法院建设，进一步落实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任务，为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实现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工作方针
全面贯彻落实“一个目标、两个转变、三个倡导”教育培训工作方针：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提高司法能力为目标；实现由理论研究型培训向理论与实践结合转变，由知识型培训向知识与能力结合转变；倡导法官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
（三）总体目标
1.法院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增强。法院队伍思想政治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巩固，司法能力特别是认识和把握大局、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显著增强，法院人才队伍结构更加优化。
2.培训工作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教育培训工作方针全面贯彻落实，为审判服务的培训理念牢固确立，各级各类培训扎实有序推进，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更加符合实际需要，培训管理更加科学规范，培训体制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培训工作质量和效益有新的提高。
3.教育培训基础建设进一步完善。培训基地建设得到加强，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承训能力得到明显提升，网络培训得到广泛运用，师资建设、教材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经费投入得到切实保障。
二、主要任务
紧紧围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提高司法能力，按照服务审判、按需施教、保证质量、注重实效的原则，认真扎实抓好各级各类培训，着力提升法院干警思想政治素质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水平。
（一）以增强领导素能为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培训
认真抓好领导班子成员主题培训。运用全国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培训的经验和成果，用3年时间，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全部轮训一遍。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核心价值观、司法政策与司法改革、审判执行工作热点难点问题与社会矛盾化解、队伍建设与法院管理、廉政建设等。其中，高、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培训由国家法官学院负责实施，基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培训由省级法官培训机构负责实施。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10天。
认真抓好领导干部任职培训。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任职调整情况，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及时开展任职培训，由国家法官学院、省级法官培训机构分级实施。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论与形势教育、司法政策与司法改革、领导科学与法院管理、审判执行热点难点问题及对策、群众工作与社会矛盾化解、舆情应对与突发事件处置、党建队建与反腐倡廉等。
（二）以提升司法能力为重点，抓好法官全员培训
开展新一轮基层法官培训。用3年时间，将基层法官全部轮训一遍。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官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化解矛盾、调处纠纷的经验方法等。最高人民法院对培训作出统一部署，由省级法官培训机构及具备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按照统一计划、统编教材具体实施。培训可根据当地情况和条件采取面授教学、网络授课、视频授课、巡回授课等形式进行。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7天。
抓好高级法官晋级培训。坚持逢晋必训，根据高级法官岗位职责要求，认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官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法律思维，相关审判专业前沿理论及热点难点问题，新型、复杂、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化解矛盾、调处纠纷的经验方法等方面的培训。晋级培训通过集中面授和网络授课两种形式进行。
抓好法官续职培训。围绕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相关领域知识等内容，通过专题培训、网络培训、自主选学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官续职培训。要积极运用岗位练兵、法官讲堂、观摩庭审、案例点评等形式，开展全员性、经常性的岗位培训，不断提高干警的审判执行业务技能。
（三）以培养实务能力为重点，抓好预备法官培训
凡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拟任命为法官的人员，须接受预备法官培训。预备法官培训由国家法官学院及其授权委托的省级法官培训机构承担，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核心价值观、法官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司法礼仪以及庭审驾驭、诉讼调解、法律适用、裁判文书制作等职业技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制定指导性文件，加强和改进预备法官培训管理工作，逐步实现统一计划、统一教材、统一考试。
法院新录用人员须接受初任培训。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新录用人员培训由本院实施，基层人民法院新录用人员培训主要由中级人民法院实施。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核心价值观、中国司法制度、法院纪律规章、相关岗位职责和业务技能等。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7天。
（四）以培养业务带头人为目标，抓好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优秀中青年法官培养力度。国家法官学院每年举办全国法院中青年法官培训班，以高层次、复合型审判人才为目标，对综合素质好、有发展潜力的高、中级人民法院优秀中青年法官进行重点培养。培训重点围绕国情教育、党性教育、法学前沿、司法实务、领导科学、廉政教育等内容进行。培训时间30天。
实施专家型法官和审判业务专家梯次培养工程。各级人民法院要遴选一定数量热爱审判事业、专业功底深厚、工作实绩突出的优秀法官，通过承办重大案件、参加高层次培训、参与重要课题调研、承担培训授课任务等方式，使他们尽快成长为高层次审判人才。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开展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评审活动，规划期内培养评选全国审判业务专家100名左右。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组织开展专家型法官评审活动，规划期内全国法院培养评选专家型法官1000名左右。以此为基础，形成初具规模的高层次审判人才库。
根据审判工作需要，本着学用一致原则，支持符合条件的干警特别是中青年法官参加研究生学历教育。到2015年，通过招录和在职培养，全国法院研究生层次人数力争达到35000人，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干警中研究生层次人数所占比例力争达到16%、10%、7%。发挥境外培训的补充作用，继续开展司法培训对外合作项目，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趋利避害、注重实效的方针，组织选拔符合条件的干警参加境外培训学习。
（五）以提高履职能力为重点，抓好人民陪审员培训
做好人民陪审员岗前培训和续职培训工作。岗前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官职业道德、审判纪律、司法礼仪、法律基础知识和审判工作基本规则等，由省级法官培训机构或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承担。续职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由基层人民法院负责。集中培训时间均不少于3天。
（六）以强化岗位技能为重点，抓好司法辅助人员、司法政务人员培训
按照岗位职责要求，围绕专业知识、岗位技能、信息化运用等能力，认真组织法官助理、书记员培训。围绕专业知识、业务技能、体能素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等内容，认真组织司法警察培训。围绕政治理论、形势政策、综合管理、机关实务等内容，认真组织司法政务人员培训。以上人员的培训按照分级分类原则主要由高、中级人民法院和国家法官学院司法警察分院负责，每年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5天。
（七）以培养双语审判人才为重点，抓好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法官培训
最高人民法院加大对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法官培训扶持力度，在政策和经费上对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给予倾斜。在少数民族集中地区，依托相关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机构，建立双语法官培训基地。少数民族地区高级人民法院要挖掘潜力，充分利用当地教育培训资源，积极开展少数民族双语法官培训；要根据培训需要，编写、翻译少数民族双语法官培训教材和相关资料。国家法官学院继续举办少数民族中青年法官培训班，继续实施西部地区法官参加国家法官学院指令性培训费用减免政策。最高人民法院以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法院为重点，继续组织讲师团进行巡回授课。对口支援法院要通过免费代培、送教上门、举办专题培训班等形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法院教育培训工作的支持。
三、保障措施
围绕促进“两个转变”、落实“三个倡导”，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改进培训管理，优化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加强基础建设，为完成规划期内教育培训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齐抓共管格局
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教育培训工作在法院队伍建设中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把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法院工作的整体布局，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工作措施到位、任务落实到位。主要负责同志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掌握教育培训工作情况，解决教育培训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培训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整体规划、宏观指导、协调服务、督促检查、制度规范等职责。培训主管部门和法官培训机构要建立教育培训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重要事项的沟通协调。要建立健全教育培训考评激励机制，把教育培训工作情况纳入法院综合考评指标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对本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中期和终期检查。
（二）强化培训管理，完善制度机制
建立组织调训为主、自主选学为辅的干警参训机制。提高调训计划科学性和透明度，解决多头调训、重复调训、多年不训等问题。积极推行干警自主选学，鼓励干警自愿参训。建立健全教育培训质量评估机制，以评促训，提高质量。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制定法官培训机构考核评估办法，分期分批对省级法官培训机构开展检查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确定能否承担委托培训任务的重要依据。培训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重点培训班次的跟踪指导。法官培训机构要对培训项目、课程设置、师资水平、教学管理等情况进行评估。建立培训、考核、任用三位一体的培训激励约束机制，把学习培训情况作为年度考核、晋升任用的重要依据。不经预备法官培训，不得任命为法官；不经晋级培训，不得晋升高级法官。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干警教育培训电子信息档案，及时记录干警学习培训情况。建立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经验交流机制，加强对教育培训规律和重大实践问题研究，加强经验交流和成果推广，增强培训工作的科学性、前瞻性和系统性。
（三）优化培训内容，打造精品课程教材体系
紧密结合队伍实际，突出抓好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司法核心价值观、法官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培训，要在各类培训班中开设相关课程，保证这些内容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着力抓好以审判执行热点难点问题，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做群众工作，化解社会矛盾为主要内容的司法能力培训。牢固树立按需施教理念，根据法院工作实际和干警成长需要，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合理设置教学内容，并建立以培训需求为导向的培训内容更新机制。国家法官学院和省级法官培训机构要开展精品课程评选，打造特色课程品牌。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法院共享的法官培训精品课件库。全国法院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加强组织协调，根据培训种类和培训目标要求，组织力量编写相应教学大纲和培训教材，规划期内完成司法理念培训教材、预备法官培训教材、基层法官轮训教材、案例教学教材的编写任务。各地法官培训机构可以根据培训任务需要，编写符合当地实际、具有自身特色的培训教材。
（四）创新培训方式，推行法官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
根据法官培训的特点和需求，加大培训方式改革力度。大力推行法官教学，积极选聘审判业务专家、专家型法官和其他优秀法官担任兼职教师，建立面向全国、资源共享的法院培训师资库。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制定保障法官教学的指导性文件，建立健全鼓励和保障法官参与培训教学的制度机制。加强专职教师队伍建设，积极为专职教师提供学习进修机会，探索建立专职教师到审判岗位挂职锻炼制度。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邀请法学院校教师和其他部门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大力推行案例教学，充分利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及各地典型案例，建立法官培训案例库，汇编出版案例教学资料。加强以案例分析为内容的培训教学，加大观摩庭审、模拟审判、案例研讨在教学中所占比例。大力推行现场教学，国家法官学院和省级法官培训机构要以中级、基层人民法院为依托，建立法官培训现场教学基地，增强培训的实践性和针对性。
（五）加强基础建设，提升培训能力
积极推进国家法官学院和省级法官培训机构基础建设，努力改善办学条件。规划期内完成国家法官学院新校区建设，逐步将国家法官学院建设成为设施完备、技术一流、面向世界的高级法官培训基地。根据《国家法官学院分院建设标准》，积极推进省级法官培训机构、基地、师资队伍建设。国家法官学院要加强对分院工作的指导、协调和支持，形成以国家法官学院为龙头、以省级法官培训机构为主体的法官培训机构体系。以全国法院信息化建设“天平工程”为契机，以法院系统内网和视频会议系统为依托，建立开放、兼容、共享的全国法院网络培训平台，创办网上“法官大讲堂”，为干警学习培训提供优质丰富的资源和方便快捷的服务，更好地满足法院干警自主选学、即时学习、多样化学习的需求。
（六）保障经费投入，确保培训工作顺利开展
要根据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支持，逐步实现国家法官学院培训经费由中央财政解决，省级法院培训机构培训经费由省级财政解决的两级经费保障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确保经费投入，教育培训经费应不低于同期法院业务经费的5%，并逐步建立正常的经费增长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教育培训的需要和进度做好年度教育培训经费的预算工作，建立健全教育培训经费的使用管理制度，采取有效措施监督教育培训经费的落实，确保专款专用，提高教育培训经费的使用效益。
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细化研究
吴伟增
一、问题的提出：被害人过错责任在量刑中的地位
关于量刑情节的界定不外乎法定和酌定两种。法定的量刑要素由刑法总则和分则分别规定。总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未成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盲聋哑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累犯、自首和立功等。分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分则条文在罪状描述中反映的社会危害程度，如犯罪行为的程度、次数、数额、后果、对象的个数等。酌定的量刑要素一般包括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时间、地点、犯罪动机、起因、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退赃和赔偿情况等。但是，对于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如何影响量刑的问题，刑法中没有规定，因此被害人过错责任对于量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酌定情节”。
然而，随着犯罪学和刑法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对于犯罪原因的考察和定位使得学界不得不对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影响加害人犯罪行为这一重大课题进行再认识。 [①]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犯罪发生的促成因素中，被害人的过错不可忽视。如有的学者就曾指出：有过错责任的被害人在犯罪与被害关系中具有双重属性和双重身份——既是犯罪的主体又是被害的主体；既是犯罪的“积极对象”，又是被害的消极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被害人就是犯罪的缔造者。 [②]在此基础上，学界对被害人过错责任在量刑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外刑法比较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③]并得出了基本结论：被害人过错责任是犯罪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有被害人的某些案件来讲），应该在量刑中予以充分体现——将被害人过错责任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④]
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已有时日，并且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但是刑法立法以及诸多刑法修正案的出台并没有采纳这一意见，依然将其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处理。200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试点施行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又一次明确地将被害人过错规定为酌定量刑情节：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对被告人轻处30%；有一般过错的，轻处10%。学界的呼声又一次被湮没，从而形成了学术与法制的“脱节和对抗”。
关于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影响量刑的原因学界已经充分的研究讨论过，并且也提出了“去酌定化、要法定化”的学术主张，但是立法界不为所动，原因何在？笔者分析，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第一、学界虽然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作了一些具体的界定，但是没有依据此划分的标准提出实际可行的“将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具体措施。
学界在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划分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例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宋浩波教授就曾将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划分为四种：一是被害人的可责性小于犯罪人。在这种情况下，诸如被害人的言行举止、违反社会道德等因素会显示出诱发犯罪的“假象”，加剧犯罪人的犯罪意识。二是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可责性相等同。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会自觉不自觉的参与到犯罪的过程中，由于自己自身或者外在的诸种原因而成为“被害人”，例如双方因为琐事争吵继而发生争闹打斗，导致伤亡的情况。三是被害人的可责性大于犯罪人，被害人在犯罪的形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四是完全归责于被害人的情况，被害人是犯罪的实施者，只是由于“加害人”正当防卫行为的掺与，从而导致被害人伤亡的结果。 [⑤]还有学者更进一步将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区分为诱惑型过错责任、利益冲突型过错责任、情绪刺激型过错责任等。 [⑥]纵使学界对于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做了相对完备的划分，并且提出了划分的一些依据和标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似乎学界没有意识到：既然被害人的过错责任有完全责任、重大责任、较大责任、一般责任之分，在提出“将被害人过错责任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时候，为什么就没考虑到其中的“轻重缓急”情况呢？为什么会一直呼喊“去酌定化，要法定化”这个空口号呢？被害人过错责任确实应该在量刑中得到体现，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论证“上升到法定量刑情节”的必要，但是，有选择、有区别的“法定化”才是明智之策。立法之所以迟迟未予理睬这一学界呼声，原因大抵如此而已。
第二、被害人亲属的压力和民意是阻碍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又一原因。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判，尤其是涉及杀人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受到来自被害人亲属的巨大压力。即使是被害人有过错， 甚至是严重过错的杀人案件也是如此。根据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的分析，除某些案件中被害人亲属对于被告人确实存在情感意义上的“仇恨”以外， 在很多情况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复仇”观念与“杀人偿命”观念互相作用的结果。换言之， 尽管被害人亲属对于被告人没有个人之间的怨仇，但如果不表达这种仇恨，不将杀人者置于死地，其本人就会被指为对死者没有尽到为之报仇的责任，在死者是被害人亲属的父母的情况下尤为突出，我国古代“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传统的文化观念在现阶段社会中还存在一定的市场。因此，只有“杀人者死”才算是讨还了公道，否则就对不起死者。出于这种文化上的复仇动机，被害人亲属总是对法院施加压力，法院也不得不正视这种压力，不得不为化解这种压力而做大量法律之外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 由于顶不住被害人亲属的压力，或者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干脆对被告人判处死刑，使法院得以解脱。这正是中国目前在故意杀人罪中大量适用死刑的真实原因之一。 [⑦]
以上两点原因应该是阻碍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主要障碍。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点原因是根本原因，因为如果笼统的将被害人过错责任陡然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而不仔细区分其中的程度范围、轻重缓急，就会遭遇刑法立法的抵触，更会引起被害人家属的反抗。其实，以上笔者总结的两点阻碍原因并不是“坚不可摧、不可动摇”，我们完全可以在充分论证、考虑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基础上，有区别的予以“法定化”来解决这一问题。 [⑧]笔者将站在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详细的论述，详见下文：
二、一个关键的问题：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之细化
虽然笔者在上文中提出“学界在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划分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但是笔者认为区分的力度还有再次讨论的必要。按照被害人过错责任的程度为区分标准，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极为严重，对于犯罪行为负“完全责任”。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正当防卫。在正当防卫中，最初的加害人（最终的“被害人”）着手实行犯罪行为，在犯罪进行的过程中被最初的被害人（最终的“加害人”）以“正当防卫”的方式反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最初的加害人主观上“技不如人”、客观上犯罪环境不利等因素，最终导致自身的伤亡，由最初的真实的加害人转变为最终的“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角色由于正当防卫行为因素的介入而完全转换，完全是“被害人”咎由自取，对于犯罪行为应该负完全责任，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归责为“加害人”，“被害人”具有强烈的可责性；而且，刑法立法还鼓励、支持正当防卫行为，因为这是“保护国家、社会、他人或者自身合法权益不受正在进行的犯罪行为侵害”的需要。
2、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十分严重，对于犯罪行为负“重大责任”。这种情况在现实社会中虽不常见，但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⑨]
被害人在加害人着手实行犯罪行为之前，往往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对加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的侵害，并且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可责性大，最终促使加害人“忍无可忍”而以犯罪的形式爆发出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被害人以暴力侵害加害人的人身权利，激起加害人犯罪的（排除上述第一种“正当防卫”的情况）。例如：被害人对加害人实施暴力犯罪，但是加害人当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正当防卫，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寻求国家公力救济，而是以“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私力救济，可以这样讲，加害人之所以会实施犯罪，完全是因为被害人的先前违法犯罪行为所引起，只是加害人选择“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私力救济，已经错过了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继而转变为故意犯罪，这是法律所不容许的。
第二、被害人以卑劣的手段（排除上述“暴力侵害”的情况）侵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激起犯罪的。这里所说的“以卑劣手段”侵害加害人的权益，指的是被害人以非暴力的方式严重侵害加害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⑩]例如，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被害人通过欺骗、诈骗或者其他手段获取加害人财产，使得加害人“一无所有”，后来认识到被害人的卑劣行为而针对被害人进行犯罪；再如被害人以胁迫手段或者其他手段（如升迁、提高待遇等）对加害人或者加害人的妻子而进行奸淫，后来因为被害人没有兑现其条件，加害人对被害人愤而“挥刀相向”，或者加害人知道了自己的妻子遭受上司的强奸而进行暴力犯罪，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虽然是最终的受害者，但是其被害前的各种卑劣的手段和行为（有些行为直接构成犯罪）成为加害人犯罪的最大原因。
第三、被害人多次、长期严重侵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加害人一再忍让、忍无可忍而实施犯罪的。这种情况最明显的是家庭暴力案件中妇女对具有重大过错的丈夫“以暴制暴”。因此这里，笔者就以家庭暴力催生的“以暴制暴”现象来阐述。据有关研究表明，长期生活在家庭暴力阴影中的受害妇女（绝大多数女方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都会不同程度的对施暴者进行反抗。受害方往往由最初的默默忍受到后来的爆发，爆发的形式有两种极端——和缓的方式和激烈的方式。和缓的方式就是受害方与施暴者离婚，甚至离家出走，摆脱施暴者的控制；激烈的方式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主观上想报复施暴者、不忍心丢下孩子等，客观上无法摆脱施暴者的控制）而选择以“以暴制暴”的方式摆脱施暴者。以下的数据统计就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近年来妇女“以暴抗暴”典型案件判决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点 加害人 触犯罪名 判决结果
1998年 辽宁 龙晓琪 故意杀人罪 死刑
2001年 河北 李守瑞 故意杀人罪 无期徒刑
2003年 河北 刘栓霞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2年
2004年 北京 王雪英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1年
2004年 北京 刘二巧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3年
2004年 南京 丁晓林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5年
2005年 内蒙古 刘颖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
2005年 北京 李某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国务院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发布
志愿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军士、兵，至一九五七年底已经基本复员完毕。今后退出现役的军士、兵，除极少数志愿兵外，都是义务兵。对于退伍的义务兵，应当本着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进行处理。退伍的义务兵在服役期间，经过部队的培养与锻炼，政治思想觉悟一般都有所提高，而且基本上都编入民兵组织服预备役，他们是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批可贵力量。军队和地方国家机关对于他们在退伍离开军队的时候和退伍以后的有关问题必须予以妥善处理。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义务兵（包括军士，下同）一般应当依照兵役法的规定按时退伍。在服役期间因故需要中途退伍须经师或者相当师的司令机关审查批准，并报军或者军区备案。退伍的义务兵应当持部队发给的兵役证和兵役登记表到居住地区的县、市兵役机关办理兵役登记。
二、义务兵退伍的时候，部队处理单位应当按照国防部的规定办理一切手续，发给一切应发物资和足够到家的路费和途中伙食费，以照顾他们途中生活，保证他们安全返家。
三、义务兵服现役期满，因病需要住院治疗或者正在住院治疗的，部队应当负责进行治疗，在他们的疾病基本治愈后再行办理退伍手续。
对于在服现役期间因作战或者因公致残的军士、兵，在办理退伍的时候，部队的处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评定残废等级，发给革命军人残废证明书。当地人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国家关于优待抚恤革命残废军人的规定予以优待。
四、部队在处理退伍义务兵的时候，应当组织集训，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劳动生产、参加民兵组织、服预备役，遵守政府法令，团结乡社干部，联系人民群众以及农业发展纲要的教育，树立他们爱国爱社、爱劳动和勤俭持家的观念。退伍义务兵离队的时候，各部队首长应当对他们热情欢送，并勉励他们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五、入伍时原是家居农村或者城市郊区的农民，退伍后都应当回到原居住地区参加农业生产。当地人民委员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对他们做好生产上的安排，帮助他们熟悉农业生产技术，给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便利。
因城市扩建或工业建设等原因征用了农村耕地，退伍义务兵已不能在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当地县、市人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六、入伍时原是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的正式职员或者工人，退伍后要求恢复工作的，原工作单位应当在两个月内安排他们的工作；在没有安排好工作以前，原工作单位应当负责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对于因病不能坚持八小时工作的，原工作单位应当按照对具有同样情况的一般工作人员的处理原则予以妥善处理。退伍义务兵的原工作单位已经撤销的，应当由该单位的上一级领导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适当安置。
七、入伍时原是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未毕业的学生，退伍后要求继续学习而本人又符合学习条件（年龄上应适当放宽）的，原学校应当在他们退伍后的下一学期开始准予复学。如果原学校已经撤销、合并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在原学校复学确有困难，可以由本人或者原学校申请县、市以上教育部门另行安排他们到相当的学校学习。
八、入伍时家居城市没有固定职业，或者原来的职业已不适合国家需要的，退伍后，劳动部门应当予以就业登记，并在与一般群众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就业的便利，或者由当地人民委员会帮助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或者其他劳动生产。
九、对退伍义务兵中的专门技术兵，部队应当在他们退伍以前，将他们的技术种类等级等材料送交义务兵居住地区的省、市兵役局转劳动部门。各地劳动部门应当根据本地需要技术人员的情况予以优先就业。对暂时不能安排就业的技术人员，应当动员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或者其他劳动生产，待以后需要技术人员的时候再优先录用。劳动部应当根据各省、市需要技术人员的情况负责进行适当的调剂。
十、退伍的义务兵在返回原居住地区途中患有重病必须治疗的，沿途兵役机关应当负责收留送医院治疗。治疗期间所需费用，由兵役机关垫支，事后逐级向所属军区财务部门实报实销。
十一、在服现役期间患麻疯病的义务兵，应当随时处理退伍。凡是该义务兵原居住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收容治疗麻疯病员机构的，均由原居住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收容治疗；没有收容治疗机构的，由国防部交由卫生部指定相当的收容治疗麻疯病员的机构予以收容治疗。
在服现役期间患有精神病症的退伍义务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根据他们的病情的轻重和当地医疗条件，分别采取收容治疗和分散休养的办法加以处理。对于病情较重需要收容治疗的精神病员，各地应当加以收容治疗。对于病情较轻的一般精神病员则遣送回家疗养。
部队在处理退伍的麻疯病员和精神病员的时候，必须办妥退伍手续，发给一切应发的物资。他们在地方医院治疗期间应当与一般病员享受同等的生活待遇。
各地收容治疗麻疯病员和精神病员所需费用，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经费中开支。
十二、患慢性病的义务兵退伍后需要治疗的，当地卫生部门应当予以治疗上的便利；所需费用，由本人负责。对于带病回乡长期不愈以致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由农业合作社给以适当照顾，如果还不能解决，当地民政部门可以在社会救济费或优抚事业费内酌情予以补助。
十三、退伍的义务兵回到原居住地区以后，应当持兵役证到乡人民委员会或者街道办事处办理油、粮、布的供应手续；乡人民委员会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负责解决。
十四、每年度义务兵退伍期间，由国防部通知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在退伍义务兵沿途经过的适当地点，设立临时转运站或者接待站。转运站或者接待站除按成本收取伙食费外，其余房租、办公、杂支等费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经费中开支。
十五、退伍的义务兵到达居住地区的时候，县、市人民委员会应当组织欢迎，并且向他们介绍当地情况，勉励他们安心生产，积极工作。各级人民委员会和合作社应当关心他们的进步，不断地向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十六、退伍的义务兵和复员的志愿兵，在参加地方上各种会议和评选模范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尽同等的义务。
十七、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负责作好义务兵退伍后有关问题的处理工作。各级民政部门在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联系有关部门负责检查和处理有关义务兵退伍后的具体事宜，各级兵役部门应当积极参加。各级兵役部门负责义务兵退伍后的管理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