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宜春市中心城规划区居民建房规划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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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人大


南京市防洪堤保护管理条例
人大


1999年9月14日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制定 1999年10月30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防洪堤的保护和管理，保障防洪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防洪堤的保护和管理。本市行政区域内由市政设施主管部门管理的防洪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防洪堤，是指具有抵御洪水功能的堤、防洪墙、坝及其配套的涵、闸、泵站等水工程。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防洪堤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县和郊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负责辖区内防洪堤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市水利工程管理机构，在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范围内行使防洪堤保护和管理职能。
市计划、规划、城建、市政公用、交通、国土、公安等部门及城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五条 市和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加强领导，明确管理责任，依法安排必需的维护管理资金，确保防洪堤的安全。
第六条 本市防洪堤的分级管理职责划分如下：
（一）长江（南京段）、马汊河、秦淮新河及秦淮河（东山大桥以下河段）的防洪堤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二）滁河、朱家山河、岳子河、水阳江、石臼湖、固城湖、溧水河、句容河、秦淮河（东山大桥以上河段）和中型水库的防洪堤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其日常维护管理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所在区域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三）其他河道和小型水库的防洪堤由所在区域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第七条 县、乡边界防洪堤的管理，应当按照上级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或者双方的协议执行。管理堤段尚未划定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划定；在管理堤段划定前，由双方共同管理。
第八条 企事业单位按照受益范围投资建设的防洪堤，经验收合格后纳入本市防洪工程体系，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建设单位负责日常维护。
第九条 根据防洪堤保护管理的需要，在防洪堤所在的一定区域划定防洪堤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现有堤防未达到设计标准的，以标准堤设计断面为划定管理范围的依据。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防洪堤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设立管理标志。
第十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含委托管理，下同）的防洪堤管理范围是：
（一）长江（含洲堤）：背水坡堤脚外十五米；背水坡有顺堤河的，以顺堤河为界（含水面，下同）。
（二）马汊河：长江口至大纬路桥段，河中心线两侧各一百三十五米；大纬路桥至葛新桥段，河中心线两侧各一百九十米；葛新桥至小头李段，河中心线两侧各一百三十五米。
（三）秦淮新河：背水坡堤脚外三十米或者堆土区迎水坡坡顶向外三十米。
（四）秦淮河：东山大桥至三汊河段，以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河道管理线（蓝线）为界；东山大桥以上河段（包括句容河和溧水河），背水坡堤脚外三十米。
（五）滁河、朱家山河、岳子河：背水坡堤脚外二十米。
（六）水阳江、固城湖和石臼湖：背水坡堤脚外四十米；有顺堤河的，以顺堤河为界。
（七）中型涵、闸、泵站：上下游河道、堤防各二百米至五百米；左右侧各五十米至二百米。
（八）中型水库：大坝背水坡坝脚外一百米至二百米；大坝两端至山头岗地的顶端；没有山头岗地的，大坝坝端外五十米至一百米。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的防洪堤保护范围是：
（一）江堤（墙）、洲堤、湖堤：背水坡五十米（从管理范围外沿算起，下同）。
（二）河堤：背水坡四十米。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的防洪堤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划定。
第十一条 新建防洪堤投入使用后，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所在地的防洪要求和防汛情况，对是否废弃原有的防洪堤作出确认。
未确认废弃的防洪堤，继续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管理；确认废弃的防洪堤，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管理。
第十二条 防洪堤管理范围内土地的确权发证工作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防洪堤管理范围内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由水利工程管理机构依法进行使用和管理。其中，已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可继续由原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
，其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凡以上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水利工程管理机构的安全监督，不得进行损害防洪堤的任何活动。
第十三条 禁止破坏、侵占、损毁防洪堤及其附属设施。
第十四条 在防洪堤管理范围内，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爆破、打井、钻探、建房、建窑、挖窖、葬坟、开采、取土、挖筑鱼塘；
（二）倾倒垃圾、渣土、尾矿或者掩埋危及防洪堤安全的物体；
（三）擅自圈筑围墙、堆放物料、埋设管线；
（四）开展集市贸易、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危及防洪堤安全的垦植；
（五）其他危及防洪堤安全的活动。
第十五条 在防洪堤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爆破、打井、钻探、开采、取土、挖筑鱼塘等危及防洪堤安全的活动。
第十六条 建设跨堤、穿堤、临堤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的，应当符合防洪标准、岸线规划、航运要求和其他技术要求，不得危及防洪堤安全，其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批准前，其中的工程建设方案应当经有关水行
政主管部门根据防洪堤保护和管理要求审查同意。
在防洪堤管理范围内，从事前款工程设施建设的，建设单位应当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工程设施建设的位置和界限审查批准后，方可依法办理开工的有关手续；安排施工时，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位置和界限进行。
跨汛期的工程施工，建设单位应当落实汛期安全措施。
第十七条 在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维护管理的防洪堤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从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所列工程设施建设的，由所在区域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进行审批或者审查。
第十八条 在防洪堤管理范围内建设工程设施的，应当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前款规定的工程设施竣工验收时，组织验收的部门应当通知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第十九条 因生产建设需要，确需占用防洪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缴纳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
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应当专项用于防洪堤的维护和管理。
第二十条 经批准在防洪堤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从事生产建设活动，凡对防洪堤产生不利影响的，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损坏的，应当负责修复；无力修复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修复，所需费用由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堤防迎水面前沿从事疏浚、挖河、拦河、堵复河汊、爆破以及在滩地取土、开挖等影响堤防安全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河道内设置水牮、丁坝等危及堤防安全的建筑物和设施。
第二十三条 在船舶航行可能危及堤防安全的河段，应当限制航速。限制航速的标志，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与水行政主管部门商定后设置。通行船舶因超速行驶造成堤防损坏的，应当赔偿损失。
禁止船舶在堤防护坡、挡墙上抛锚。
第二十四条 涵、闸、泵站的运用必须遵守国家、省、市有关技术规范；汛期必须按照防汛预案的规定报经防汛指挥机构批准。
严禁非管理人员操作涵、闸和机泵。
第二十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利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防洪堤进行安全检查，发现不安全因素，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排除。
对存在险情的防洪堤，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加固方案，并及时组织实施加固工程。加固工程所需的资金和物料，有关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工程建设方案审查同意或者未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位置、界限，在防洪堤管理范围内从事工程设施建设的，由市和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补办审查或者审批手续；工程设施建设严重影响防
洪堤安全的，责令其限期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影响防洪堤安全但尚可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令其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和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罚款：
（一）违反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十四条第（四）项、第十五条规定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十四条第（五）项、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利工程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根据情节轻重，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1999年10月30日
　　内容提要: “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不仅能彻底解决不当得利识别困扰，而且还体现了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及其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独立但“谦逊”的地位，故为当前大陆法系不当得利冲突立法之主流。我国新近施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并未真正采纳“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而以“原因关系冲突规则主义”代之，这在冲突法层面和实体法层面都是值得检讨与反思的。对该法第47条中的“意思自治”和“发生地”作适当的解释，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憾。


在涉外民商事交往活动中，很多行为和事件都可能诱发财产的不合理流动，从而构成涉外不当得利事件。例如，在备用信用证关系中，如果在开证人未违约的情形下，开证行根据受益人的要求向其支付了备用信用证项下款项，则开证人可以选择追究开证行违约责任，也可以基于不当得利向受益人主张债权。而相当一部分的不当得利，与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相竞合，例如国际货物贸易合同自始无效情形下的预付款返还、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等。如果在不当得利、合同与侵权之中选择不同诉因，导致不同准据法的适用，进而导致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不同判决，这显然是非常不理想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不当得利冲突规则的研究意义，已经溢出了不当得利本身，涉及到整个债权冲突规则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无疑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该法第47条规定了涉外不当得利之债的冲突规则，填补了这一领域长久以来的立法空白。该条“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发生地法律”之规定，较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第55条“不当得利，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之草稿，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进。[1]立法大槌虽已落下，然笔者仍不揣冒昧，来回巡视于实务和学理之间，拟从该法第47条在具体适用中的逻辑困扰入手，对该条文作一吹毛求疵的学术批判，并就司法解释层面的补缺方式提出一孔之见，为不当得利冲突规则更趋完美而贡献浅见。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A国自然人甲和B国乙公司在B国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其中约定“C国法为合同准据法，支配双方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后，乙按照约定，在B国将货款汇款到了甲在B国某银行账户。后查明，依据C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自始无效，并产生自始欠缺目的之非债清偿的不当得利。另查明，甲乙在自己国家之外并无“经常居所地”；根据B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有效。案例二：E国自然人丙和D国丁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其中约定“C国法为合同准据法，支配双方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后，丁支付了货款。后查明，丙依其属人法E国法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其法定代理人又拒绝追认丙丁之间的合同。但C国法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较E国法宽松。按照C国法的规定，丙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案例一中，如果认为甲乙仅就合同约定了准据法，而非就不当得利约定准据法，且这两者应当严格加以区分的话，那么，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之规定，不当得利的准据法应为“发生地法律”即B国法。然而，根据B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这就产生了准据法适用的自我矛盾，即合同准据法认为合同无效，产生不当得利，而不当得利准据法又认为合同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

在合同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如果合同和不当得利适用不同的准据法，就有可能产生上述逻辑困扰。究其原因，乃是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法律事实之间在产生渊源方面的因果关系所致。这在实体法层面体现为“责任竞合”现象，即“肯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独立性，认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原则上得与其他请求权竞合并存，由当事人选择行使之”[2]；而在冲突法层面，这首先会导致“识别困扰”，即以不同的法律作为识别依据，会得出不同的识别结论。由于不当得利和作为原因关系的合同、侵权通常有着不同的冲突规则，所以，“识别困扰”可能进一步导致对同一事实适用不同准据法，进而作出不同的判决，甚至像案例一中那样出现“循环式”的自我矛盾。

如果我们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第1款做扩大解释[3]，使双方约定的合同准据法适用于合同无效产生的不当得利，是否足以克服上述逻辑困扰呢？在案例二中，我们将C国法作为不当得利准据法，却还是发现，根据C国法，丙丁之间合同关系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可见，即便是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第1款做扩大解释，也不能彻底克服不当得利“识别困扰”及其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

二、“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必要性与合理性之探析

要解决上述逻辑困扰，统一不当得利的识别标准并非良策。一方面，它缺乏可行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不当得利在各国法上规定的不一致，有其法制史的渊源与技术上之困难，目前要在实体法或国际私法上，建立各国均可接受的统一或独立的不当得利概念尚无可能”[4]；另一方面，它也不足以解决“识别困扰”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即便统一以法院地法作为识别的依据，将案件无论识别为合同之债，还是不当得利之债，上述逻辑困扰仍然存在。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一条兼容的冲突规则以适用于竞合状态。[5]而这条兼容的冲突规则，既要以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为前提，又不能损害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原因关系的内在逻辑关联。如果以这两点作为标准，“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无疑是非常理想的选择。除此之外，在不当得利冲突法领域，“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可称得上“大陆法系式”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亦是“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被广泛采纳的主要原因。

（一）识别困扰的解决：“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在冲突法层面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上文提到的识别困扰，英美法系采用的灵活开放系属公式，对于任何事实问题都不需要经过识别，而直接适用统一的冲突规则：即寻找与案件有最密切、最真实联系的法律。于是，法院跳过了识别这个步骤，从而彻底摆脱不当得利的识别困扰。[6]但是，英美法系的做法“矫枉过正，依然无法摆脱其不明确、似是而非，甚至互相矛盾的弱点。换言之，弹性选法方法虽然有效地避开硬性冲突规则，及其所必经的定性程序所造成的法律选择之僵化现象，但无论重心说、适当之法说或最重要牵连关系说，显然至今都仍然是很模糊而不确定的概念。”[7]在英美法系的冲突规则中，各连接因素的重要性因案而异，准据法选择标准又过于抽象，留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往往缺乏外在约束，这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基于上述原因，在不当得利冲突规则领域，大陆法系学者最终没有改采英美法系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而是直接将不当得利的准据法指向原因法律关系，即形成“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与英美法系的“弹性选法方法”即“最密切联系原则”一样，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妥善地解决了“识别困扰”[8]及其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9]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体现：冲突立法趋势角度的科学性考察

受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影响，传统冲突规范一般只选择代表连结对象“本座”的一个连结点。但由于个案案情纷繁复杂，传统冲突规范在选择连结点时放弃诸多而只择其一的呆板做法，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僵固机械的烙印。因此，当代国际私法学界引发了软化传统冲突规范的趋势，采用“最密切联系”等灵活开放的系属公式，就是其中一个软化处理的途径。[10]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冲突立法的趋势，它不仅仅只是“贯穿整体冲突法的根本性的法律选择方法……更应是一项指导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11]

如前所述，笼统地规定涉外不当得利之债适用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并非解决上述识别困扰的理想方案。而另一方面，“不当得利关系，各种各样，未必单纯一律”[12]，依其产生原因之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即“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前者又可以再分为自始欠缺目的（如错债清偿）、目的不达（如预期条件不成就）、目的消灭（如解除条件成就）三种不当得利的具体类型，后者可分为侵害他人权益、支出费用偿还和求偿三种不当得利具体类型。[13]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不当得利类型，要在传统冲突规范的模式内，寻找能充分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连结点作为回应，并非易事。

“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所倡导的准据法选择过程，是以考量发生“原因”这个核心要素为基础的，所以，它消化了传统冲突规范在遵循最密切联系原则时所承受的张力。换言之，“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可称得上不当得利冲突法领域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若不当得利系当事人之间先前存在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之结果，那么，不当得利与该原因关系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逻辑关联，而从法律层面看，支配该原因关系效力的法律，又是产生不当得利的法律原因，故其较之其他准据法，与不当得利之间具有更加密切的联系。[14]不难发现，较之其他冲突立法，“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更能体现、也更接近于最密切联系原则。

（三）不当得利制度的定位考量：“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合理性的实体法解读

民法是国际私法的基础，因而实体法上不当得利的价值、定位及制度体系，会对冲突规则的内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之所以成为当前大陆法系冲突立法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体现了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与价值、及其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独立但“谦逊”之定位。

首先，实体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旨在规范私法上无法律原因的财产变动”[15]，而原因要素的不正当性（或者说“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是产生返还请求权的基础[16]，这也是不当得利的核心要素。“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着眼于“原因”这个核心要素，将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与价值体现于整个准据法的选择过程，故而与实体法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关联。

其次，“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还体现了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独立但“谦逊”之定位。民法上不当得利之债产生于“无法律上的原因”[17]，而非笼统的某个概括的理由。在实体法上的这个“非统一说”[18]的基础上，学者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仅不是法律实现具体个案之正义或衡平之万灵丹，也无意以后起之秀之态势，掠取其他更源远流长之制度之适用范围；而是定位在比较‘谦逊’之角色，补充其他规范之不足；承认其仅从事其他制度本身以外之损益调整，则自可将因债权之法律关系而生之部分，划归其他选法规则之适用范围。”[19]采用原因关系准据法，使产生于某一特定法律关系的不当得利，适用支配原因关系效力的准据法，解决了责任竞合时的法律适用问题，不仅不会削弱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反而是对其独立性和补充性地位的充分尊重和良好表达。[20]

综上，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以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为前提，且无损于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原因关系的内在逻辑关联，在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前提下，妥善解决了不当得利“识别困扰”及其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因此，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目前已经成为大陆法系的主流学说[21]，并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冲突立法所吸收[22]。

需要附带一提的是，不当得利在我国民法体系中系“独立”法定之债，这就要求有“独立”的不当得利冲突规则与之匹配。从形式上而言，“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虽然将不当得利法律冲突“转致”原因关系准据法，但其仍然具备冲突规则的基本要素，不失其形式上的独立性；而从实质内容而言，“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系基于对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细致考量，而为之“度身定做”的冲突规则，既非抄袭冲突法的其他领域，亦难为其他领域所仿效。因此，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来看，“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都算作与实体法上不当得利之独立性相匹配的、“独立”且“特征化”的冲突规则。[23]

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原因关系冲突规则主义”之本质与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