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文化市场管理暂行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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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文化市场管理暂行条例》的决定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文化市场管理暂行条例》的决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1997年9月28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山西省文化市场管理暂行条例》作如下修改：
第三十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县级以上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经营的非法物品和违法所得，直至吊销许可证的处罚：
“（一）未经批准经营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录像放映和营业性文化娱乐活动的；
“（二）擅自扩大经营范围的；
“（三）出版、印刷、制作、销售或播放、演奏、演唱内容反动、淫秽色情、恐怖凶杀和国家禁止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文艺作品的；
“（四）为违法者提供场所的；
“（五）不按规定上缴查禁的非法出版物的；
“（六）买卖和转让书号、刊号、音像出版号的；
“（七）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文化市场管理暂行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山西省文化市场管理暂行条例
（1991年5月12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9月28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文化市场管理暂行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繁荣文化艺术事业，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境内文化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指文化市场经营活动的范围包括：
（一）图书、报纸和期刊的出版、印制、发行、销售和租赁；
（二）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录、发行、销售、租赁和放映；
（三）电影放映和文化娱乐经营活动；
（四）营业性文艺演出及时装、健美表演；
（五）经国家鉴定准许出售的文物、字画和美术作品；
（六）营业性文化艺术培训；
（七）其他文化市场经营活动。
第四条 文化市场的经营和管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第五条 文化市场管理应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鼓励一切健康有益的文化艺术产品和文化娱乐活动，依法保护经营者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文化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建立健全治安保卫责任制和其他管理制度，保证文化活动安全、健康地开展。
第六条 对宣扬淫秽色情、恐怖凶杀、封建迷信和内容反动的以及国家禁止的其他出版物，必须予以查处。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七条 文化市场管理由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统一领导，综合管理。有关部门分工分级负责，相互配合。
第八条 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是图书报刊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是音像制品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是文化娱乐活动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在未单独设立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地方，图书报刊管理工作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
各级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第九条 工商、税务、物价、公安、海关、交通、铁路、民航、邮电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协同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做好文化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十条 凡在文化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文化市场主管部门领取许可证，并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方可营业。属于特种行业的，还须到公安部门领取《特种行业许可证》。
第三章 图书报刊出版物的管理
第十一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图书、报纸和期刊的印刷、发行和销售业务。
申请经营图书、报纸、期刊销售业务的，应有确定的经营范围和与之相适应的资金、设备、场所、固定人员及财务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进入文化市场的图书、报纸、期刊，必须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出版物。非出版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编印图书、报纸、期刊出售。
第十三条 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必须按规定到国家批准的图书报刊印刷单位印刷。承印图书报刊必须有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委印证明。不得擅自增加印数，不得将委印出版的图版、纸型转让或出售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承印图书、报刊的印刷单位，一律不得承印图书
、报刊出版物。
第十四条 除新华书店以外的其他国营、集体所有制书店从出版社、期刊社、新华书店购进图书、报刊进行二级批发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确定的主管部门；
（二）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资金；
（三）有与开展批发业务相适应的发行专业人员；
（四）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需的设备；
（五）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个体、私营书店、书摊，不得从事图书、报刊批发业务。
第十五条 凡申请开办二级批发图书、报刊业务的单位，须经当地新闻出版或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报省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跨地区开办图书、报刊分店或代办站的，其批准手续与新开办书店相同。
第十六条 图书、期刊发行单位和个人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经营国家禁止的出版物和其他非法出版物，不得搞协作出版、租赁出版、代理出版、代印代发、代制封面和插图等业务；
（二）除外文书店、新华书店外，不得经营进口书刊和国家限定发行范围的书刊；
（三）除新华书店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出版社承揽图书的总批发、总发行业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批发新华书店包销的图书。
第四章 音像制品的管理
第十七条 进入文化市场的音像制品，必须是国家批准的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制品；音像制品的复录业务，必须由国家批准的音像制品复录生产单位承担。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公开发行的音像制品，不得从事营业性音像制品的翻录、复制业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非法出版的、走私的和国家禁止的音像制品。
第十八条 经营录音制品销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须经县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报地（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经营录音制品批发业务的单位，须经地（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报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经营录像制品批发、销售、租赁业务的单位，须经地（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报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其中属于电影发行放映系统的，须经地（市）文化、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集体单位、个体一律不得经营录像制品的批发、销售业务。个体不得经营录音制品的批发业务。
第十九条 申请开办录像放映的单位，由地（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其中属于电影发行放映系统的，须经地（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由地（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除文化市场管理部门批准的录像放映单位外，其他单位的录像放映设备，不得从事营业性放映活动。
第五章 文化娱乐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专业文艺团体演出，须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民间职业文艺团体演出，须经地（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省外的文艺团体和民间职业文艺团体来本省演出，须持有原所在地县级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有关证件，并经演出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演出。
第二十二条 开办营业性歌舞厅、音乐茶（餐）座的，须经地（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报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开办营业性歌舞厅、音乐茶（餐）座的单位，须有符合标准的场地和相应的设备及管理制度。
歌舞厅、音乐茶（餐）座的秩序由经营者负责维持。
第二十三条 歌舞厅、音乐茶（餐）座不得演奏、演唱内容反动、淫秽色情和国家禁止的乐曲、歌曲，不得雇用舞伴，不得为违法行为提供场所。
第二十四条 经营台球、电子游戏、汽枪打靶、美术展销、字画裱褙和销售及举办营业性文化艺术培训的单位和个人，须经县级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五条 无固定营业场所的文化娱乐活动，应在适当的地点进行，不得妨碍交通，影响市容；不得搞残害或影响未成人身心健康的活动。
第二十六条 文化娱乐场所禁止下列行为：
（一）利用娱乐工具、游艺器具进行赌博或变相赌博；
（二）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及其他危险品进入文化娱乐场所；
（三）倒卖娱乐证券。
第二十七条 经营美术品、字画，应明码标价，并标明制作者，不得以赝品冒充正品。
第二十八条 对电影放映、文物经营活动的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一）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贡献突出的；
（二）模范执行文化市场管理规定成绩显著的；
（三）检举、揭发和协助查处违法犯罪行为事迹突出的。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县级以上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经营的非法物品和违法所得，直至吊销许可许的处罚：
（一）未经批准经营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录像放映和营业性文化娱乐活动的；
（二）擅自扩大经营范围的；
（三）出版、印刷、制作、销售或播放、演奏、演唱内容反动、淫秽色情、恐怖凶杀和国家禁止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文艺作品的；
（四）为违法者提供场所的；
（五）不按规定上缴查禁的非法出版物的；
（六）买卖和转让书号、刊号、音像出版号的；
（七）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
第三十一条 文化市场主管部门在实施本条例过程中，可视违法情况，对经营者的许可证和有关物品分别采取暂扣和就地封存等行政强制措施，其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三十天。
第三十二条 在文化市场经营活动中，对违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税收法规和治安管理法规的，分别由工商、税务、公安部门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罚没款收入，一律上缴当地财政。
第三十四条 没收的非法出版物、音像制品等，分别由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其中的淫秽物品，交公安部门处理。
第三十五条 有关执法人员在执行本条例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违法乱纪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九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1987年9月8日通过的《山西省图书报刊音像出版管理暂行条例》继续施行，如与本条例有抵触的，以本条例为准。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9月28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置换资产变更主营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置换资产变更主营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证管办（证监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
为贯彻全国证券监管工作会议精神，支持上市公司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资产重组，规范上市公司收购、兼并行为，防范、化解证券市场风险，现将上市公司置换资产变更主营业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市公司通过置换资产变更主营业务，导致上市公司上市主体资格发生变化的，必须报中国证监会按新股发行程序重新审批。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市公司不得擅自行动。
二、与前条有关的资产重组活动，应当在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下，选择试点，谨慎操作，总结经验，逐步推广。1998年，原则上只在纺织行业和根据《上市规则》确定为状况异常的公司中有选择地进行试点。
三、试点期间，上市公司在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指导下，按照《上市规则》的规定办理相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四、上市公司不得擅自发布有关变更主营业务的信息。如果市场出现有关的传闻，上市公司应当根据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澄清。
五、在上市公司申请成为试点企业期间，上市公司及各有关单位的内幕人员，必须严格保守内幕信息，防止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六、上市公司置换资产变更主营业务，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董事会按本通知附件1编制申报材料，向公司所在地地方证管办（证监会）提出申请；
（二）地方证管办（证监会）审查同意后，出具书面意见；
（三）中国证监会同意试点后，通知地方证管办（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和上市公司；
（四）试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置换资产变更主营业务决议后，上市公司按照本通知附件2的要求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保留上市资格的书面申请；
（五）中国证监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通知的要求进行审核；
（六）上市公司在其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后，方可办理置换资产变更主营业务的其他手续。
七、各地证管办（证监会）、各证券交易所要遵照全国证券监管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本通知认真审查，防止未经批准擅自变更主营业务的现象发生。
请各地证管办（证监会）将本通知转发辖区内各上市公司。
附件1：上市公司申请试点申报材料目录（试行）
1．申请试点报告；
2．地方证管办（证监会）的推荐函；
3．董事会决议；
4．监事会的书面意见；
5．置换方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方，以及被置换的资产（或企业）的基本情况；
——资产置换安排；
——作价方法；
——债务安排；
——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安排，等等。
6．与置换资产相关的文件或协议；
7．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方，以及被置换的企业的公司章程（公司制企业）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8．董事会决议公告草稿及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草稿；
9．中国证监会要求报送的其他文件。
附件2：试点上市公司申请保留上市资格申报材料目录（试行）
1．要求保留上市资格的书面申请（附试点工作报告）；
2．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司变更主营业务的书面意见；
3．地方证管办（证监会）的审核报告；
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5．置换资产协议；
6．置换资产公告书（草稿）；
7．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被置换资产的评估报告，涉及国有资产的，还应当提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
8．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被置换企业前三年或成立以来的财务报告；
9．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就有关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0．中国证监会要求报送的其他文件。
1998年2月25日
当前我国律师执业公正与律师独立的二维关系探索
作者：法学院 2004级2班 刘华
[摘要] 在我国的法律体制下，律师被定位为“社会工作者”，这一定位，赋予了律师这项工作的特殊性，并且律师基于其工作的特殊性，亦在社会中担当着一特殊的角色。律师履行本职工作的重心，实际上是“在何种限度范围内来实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概而言之，此即为律师执业的公正性问题。而当前，律师行业领域内凸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却成为了实现律师执业公正的桎梏，而使居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和削弱，甚至根本得不到维系。因此，如何解构和完善我国现今的律师执业体制，将具有这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基于一种人权精神的考虑，更是建构和谐有序法治环境的一种理性探索。本文将借助现今律师的相关执业信息，从多维度来解构现今我国律师的执业现状，并以此来考量和寻求一种使得律师执业尽善化的法律模式。
关键词：律师自治 执业公正 人权精神 法治环境
一、 引论。
律师，在我国属舶来之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也曾出现过类似于近现代意义律师的特殊行业，此即为“讼师”。这类人履行近现代意义律师的某些职能，如写诉状和从事其他文字抄写工作等，但他们在社会历史中，并没有得到法律认可和定性。相反，他们的行为还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和限制。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古代中国的“讼师”并不能等同于现今的“律师”。
近现代意义上，我国的律师制度主要溯源于鸦片战争后，主要借鉴国外的律师制度而设立，历经时代的变迁，现今我国的律师体制，主要建构于1996年5月15日八届人大常务会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之下。这次会议将我国的律师体制确定为：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律师协会具体微观管理的体制。
在这种体制之下，由于律师工作具有行业的特殊性，律师身份通常被定位于“社会工作者”，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此种定位使得律师与司法行政机关在身份职能上具有了某种相似性。同时也在这两方面，极大程度地区别于司法行政机关。这种相似性体现为：二者同是“社会法律工作者”；而区别在于律师位界司法行政机关之下，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宏观管理。该体制赋予了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律师之职权，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属于同一行业领域内履行不同社会职能的机关和组织，内部工作的分工具有差异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对立性，这一特性要求律师执业必须具备自体性和独立性。只有这样，其权利才不会受到来自司法行政机关的约束和限制，也才有具体的公正可言。
现行体制下，律师要接受司法机关的宏观管理，执业时，难免会受到来自司法行政机关的干扰，其执业的公正性难以保障，而该体制所确立的律师协会的具体微观管理在现实中反应则是律师协会的这种管理职能，仅仅表现为一种非实质性管理，局限于律师工作的保障、服务、培训和业务交流等层面。律师协会从其设立之宗旨和本质而言，应是管理律师的一个自治组织。既然达不到对律师的自治，何谈独立？没有独立，又何来自体性与公正性？这因此也导致了现今我国律师执业环境之混乱现象屡见不鲜，更有甚者转化为一些恶劣的社会现实问题，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
二、 当前我国律师执业环境之现状及律师的独立性问题。
笔者将借助从数十所律师事务所所采集的信息，来对当前律师的执业环境现状及律师执业独立性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现今，我国律师的现状及独立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制性原因是律师独立执业的一大障碍和阻却因素。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律师在具体工作中受公、检、法机关干扰程度方面来看，认为经常会有干扰的占9.375%，认为有时会有干扰的占62.5%，认为偶尔会有干扰的占28.125%；（2）在受政府部门干扰方面，46.875%的律师认为有时会受到政府部门干扰，有53.125%的律师认为偶尔会受到干扰；（3）在律师的独立性问题上，有50%的执业律师认为不能实现执业的独立性，而会遭到不同程度的干扰。
综合分析以上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现行体制的律师管理模式，实质上是阻却了律师公正与独立性的实现。究其原因，还是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权限过于集中，而同时履行律师管理职能的律师行业协会，却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行业自治和律师自治难以实现，律师无法从体制上进行独立。执业过程中，在受到来自司法行政机关的压力和干扰时，很难保障律师尽职地履行本职，从而削弱了律师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之能力。
纵观国外律师的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以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为主，律师不实现自身的自治和独立，将很难做到实体的公正与正义。但同时，在现行律师管理体制中，体制本身并不是实现律师独立和自治的唯一阻却因素。在该体制之内又杂糅进了另一复杂的因素，即中国的法治习惯和法治环境。由于中国是传统上行政权力集中，行政权力异常发达的国家，人治环境的氛围较为浓厚，而私权自治则表现得较为薄弱，但这一因素是融合进了现行的律师管理体制中去的。因此，律师管理的体制性问题仍然是实现律师独立和自治的最大障碍问题。
（二）、律师队伍总体素质不高是实现律师公正执业的又一阻碍因素。
调查发现：首先，在律师执业队伍中，15.62%的律师只具备专科学历，虽有84.38%以上具备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但在这一比例中，本科学历却占据了一个较大的比例；其次，从律师所学的专业来看，有21.87%的律师以前学的不是法律专业，另外教育类专业出身的律师就占到了9.38%的比例；再次，从律师的执业年限上来看，执业在5年以下的律师占65.625%，而执业3年以下的律师占34.375%，执业10年以上的只占6.25%；最后，从律师队伍的工作阅历来看，有71.875%的律师之前都曾从事过与法律无关的工作。另外，从科研方面来看，有75%的律师执业后都未发表过相关学术论文。
这组数据反映的是律师执业梯队的层次鲜明，且总体素质不高。究其原因分析，客观方面，在现行的律师管理体制下，律师的准入制度还是显得不够严密。虽说司法考试已为律师准入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限制，但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下，至于结果先不去探究，且说参试资格，其中一条就规定：凡是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都可以报考，而在通过司法考试之后，只需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就可以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这样的准入制度，实际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专业素养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法律者当视法律为生命的一部分，恪守执业操守，贯通法律之精神，并需用其精神来指导自身的行为方式。如此，才能谈及维护法之尊严，亦才能终其律师之使命——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之公平正义。律师素养既是一个重要权衡之因素，也就必然影响着律师社会功能的发挥及社会正义之实现。
主观方面，律师之素养并不只体现为其所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律师因其工作具有的社会复杂性，而往往在实际办案中，表现出了一定的主体性，个体律师往往会因其各种不同的复杂的社会案件，而酌定运用自身的行为方式来主导这类案件。由于此主体性的发挥，往往会带有不同的个别性和特殊性，有时，甚或规避正常的法律操作程序，而谋求达成一种事实上理想的结果，由此，也会使得社会公正之程度得到不恰当的约束和限制。
（三）、律师的执业心态也是影响其公正执业的又一重要因素。
调查数据显示：首先，在对律师工作的满意程度调查上，有46.875%的律师对工作相对较为满意，有46.875%的律师是比较满意的，而6.25%的律师则认为不满意。其次，在律师从业考虑的因素上，有62.5%的人是基于兴趣爱好，而其余的则是基于收入及其他因素考虑。另一项数据则表明有10%左右的律师不愿意接受法律援助类案件。
职业心态是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通俗来讲，就是律师“抱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解决现实问题”，进而言之，律师是否秉承一个良好的执业心态去办理各类案件，实质上就是决定社会实体公正能否得以实现的问题。执业心态反映为律师的职业道德，法律虽在律师执业道德规范中规制了律师不得为的某些禁止性条款，但律师由于被定性为是“自由职业者”，此方面自体性较为明显，律师在具体的执业过程中，往往会采用规避的方式来避免法律的约束和限制。由于律师执业心态的主观性色彩较为浓厚，又是内部行为，当以这种内部行为通过外部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并作用于某一具体客观事物时，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上的异化，而异化的结果，将直接导向了社会公正性实现的程度。由此，执业心态也成为了实现律师执业公正的一个阻却因素。
（四）律师的收入机制也是限制律师执业公正的一个方面。
律师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年受理案件的数量。这一数据表明，律师年受理案件数量在20—30件的占46.875%，30—40件的占12.5%，40—50件的占15.625%，20件以下的占25%；二是来源于担任法律顾问等。调查显示，有59.375%的律师担任法律顾问，40.625%的律师没有担任。最终关于律师收入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1.875%的律师年收入不足3万，而收入在5万以上的也只占到40.625。
收入是制约律师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实质上，收入是律师执业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收入的高低也直接刺激着律师办案的质量。现实情况反映，律师代理费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律师执业时对案件的投入程度和所把持的慎重程度。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状。对于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需等待法律救济的当事人来说，其合法权益就很难得到维护和保障，而律师在收费问题上的相对自由性和自主性也使得当事人的这种不利地位更趋于明显。现行的相关法规，（主要是《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制了律师的相关收费标准，但即便有这样一个标准，还是遭到了律师的规避。乱收费的现象亦是层出不穷。个案中表现为没有履行相关收费标准，或是直接避开律师事务所，私自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尤其是在考量“委托人的承受能力”这一标准时，更是没有得到更好地履行。而这一标准应该是倍具人性化的标准，而律师则应该给予更多的是考量，以体现为一种更为温和的人性关怀和一种表征社会进步之人文精神。
（五）、律师保障机制的缺位是导致律师执业不公正现象产生的又一主导因素。
调查显示，有59.375%的律师表明律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只有40.625%的律师认为他们的合法权益可以得到保障；另外，在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有34.375%的律师有改行从事其他行业的打算；再有，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律师都承认现今的执业领域内，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乱现象，而对于这种混乱现象，有75%的律师认为是不严重，而有21.875%的律师认为是严重的；还有，在本行业领域内，趋向于代理刑事案件的律师的比例，正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调查表明，倾向于代理刑事案件的律师只占34.375%，而更大比例则倾向于民商类案件。
综合分析以上数据信息，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律师保障机制从根本上来说是缺位的。律师代理往往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必然要有相应的担保机制作支撑，以抗击风险本身给律师执业带来的威胁性。倘若缺乏一个长效的风险保障机制，就谈不上律师的个体自治，在其权益受到相应约束和限制，又得不到相应保障机制对其进行维系的条件下，很难说律师的其他行为模式不会不受到相应的限制，包括作为个体社会成员的当事人之利益。另一个原因，律师的执业环境总体较差，最突出的表现为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上。近年来，律师遭受当事人伤害的案例是屡见不鲜。律师在执业环境中，来自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矛盾也使得律师的这种风险得不到合理的转嫁，这同时是对律师承担的特殊社会职能的弱化。
三、 实现律师独立与执业公正之必要性。
律师的使命是保障人权以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种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建构在此种使命充分而公正、及时履行的基础之上。此即为律师执业的核心价值和最终达成目标，亦是一切文明社会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迟来的正义即为非正义”，要求律师达到实体的公正与正义。概而言之，实现律师的执业独立与执业公正，于现今来说是完全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它是实现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砝码。
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律师履行其社会职能所应追求的至高理念与价值目标。细化于个案中，就必然要求律师具有正义之良知，有对社会负责之责任感，有为社会服务之意识，以一种超然于自体的精神，追求理性之正义，以维护当事人之合法利益，维系社会之公平正义。
律师实现这一核心理念价值和目标，从更高的层面来说，亦是追求文明社会之进步必不可缺的一项原则，而只有律师独立，才能达到律师的行业自治，而实现律师的行业自治，才能赋予律师履行本职之自由，进而在自由不受限的条件下无拘束地履行本职，推动社会正义之目标的实现，二者属层层递进之关系，具有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因而，只有实现律师的独立与公正执业，才能最终实现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实现律师的公正执业，则是律师职业的灵魂和生命，亦是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之前提。
第二、 它是和谐法治环境的又一重要条件。
法治环境的和谐，建构在整个法治运行得以畅通的前提下，而实现律师执业的公正则是建构和谐法治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构和谐的法治环境是法治社会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法治环境的和谐依赖于公正立法、公正司法、公正执法，立法、司法、执法机关各施其职，排除一切有碍良性法治秩序之因素。
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履行着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之职能，在现代意义的法治条件下，律师也必然形成了法治社会的一部分。良好的法治环境的建立，不仅依赖于立法、司法、执法之公正，还依赖于律师执业公正的实现。构筑三位一体的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我国法律把律师定位于“自由职业者”，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自由个体。律师为社会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其执业活动不具有公务性，与法官、检察官等分别作为国家司法、行政权力行使者完全不同。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律师的独立与自治必然地成为律师的一个内在属性，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律师的独立性根本无从体现，其工作往往受制于公、检、法等权力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也时常受到来自这些部门的干扰，那么，律师执业的公正性就很难在现实中得以体现。
前已论及律师公正是建构和谐法治社会的一部分或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律师公正，和谐也将无从实现。因此，实现律师的独立性与自治自然具有了其必要性。
第三、 它是保障律师合法权益的必要条件。
律师作为个体社会成员，其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之荫庇和保护。当其合法权益受损，或不能畅通行使其职能之自由时，理当具有公正而合理的救济途径和解决机制。而现实之中的律师，却不时要遭受不同程度的侵害和危险，同时也威胁着律师的正常工作和公正执业。
“律师执业难”已成为律师业界的心声，这里面不仅包含着律师执业之辛苦，同时也还包含着作为律师的巨大挑战性。律师工作的社会性，也同时决定了律师工作的复杂性。律师的执业环境较差，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这其中，体制性的阻碍和来自当事人即委托人的威胁，也使得律师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排除体制性的障碍，是保障合法权益的一个有效机制，即赋予律师自治之权利。独立性之于律师权益之保护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只有赋予律师在排除阻碍因素的前提下，达到意思自治，从而做到公正执业，亦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律师所面临的各种有损于自身合法权益之情形。因此，律师的独立与自治之于律师公正执业非常必要。
第四，从长远角度看，它能提高律师队伍的素质，纯洁律师队伍，更好履行律师的社会职能。
独立性是律师执业应具有的内在属性，律师因其工作的社会性，也必然要求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