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关于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请示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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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人民政府批转省林业厅关于“十五”期间森林防火工作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政府同意省林业厅《关于“十五”期间森林防火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按照执行。

　　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关于“十五”期间森林防火工作

　　若干问题的意见

　　(省林业厅　二○○一年十月十六日)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有效防止和救治森林火灾,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对森林防火工作的指示精神,确保实现全省连续3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奋斗目标,促进全省各项建设事业的稳步发展,现就“十五”期间森林防火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明确新时期森林防火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

　　“十五”期间的森林防火工作,要适应新形势下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和林业工作方针的战略性转变,深入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以全面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为中心,加速推进装备现代化、管理规范化、工作标准化,坚定不移地实行依法治火和科学防火,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有效地保护森林资源,为发展生态林业,加快生态省建设,建设秀美吉林,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主要奋斗目标是:力争实现全省连续3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具体指标是:每年的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1‰以下;平均森林火灾控制率在5公顷?次以下;森林火案查处率达到95%。

　　二、切实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

　　“十五”期间,要以提高林区社会文明程度为突破口,全面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力求从根本上减少人为火灾的发生。要把森林防火基本知识、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纳入“两个文明”建设和“四五普法”的重要内容,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规划和目标,坚持常抓不懈。要采取多种方式,扩大宣传广度和深度,在全社会产生广泛效应,不仅要彻底消除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的死角死面,而且要在增强广大干部群众防火意识上狠下功夫,把森林火灾防范意识融入到每个人的生产生活之中,形成全社会主动预防森林火灾的新格局,实现林区生产和经济建设与森林防火工作的协调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森林防火责任制体系

　　全面落实完善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单位,要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302号令),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森林防火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细化责任分工,落实责任主体。“十五”期间,全省要按照“谁管辖、谁负责和谁管理、谁负责”的权责划分原则,全面实行森林防火各级政府、部门和单位行政主要领导负责制,行政“一把手”为森林防火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第二责任人,其他领导为单项工作责任人,建立起责任明晰的森林防火组织领导格局。对因失职或渎职情形,导致预防或扑救不力而发生的重大森林火灾事故,要严肃追究行政主要领导和相关领导的责任。

　　进一步完善森林防火岗位责任制。对森林防火工作负有工作职责的各级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及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能,层层按岗位分工落实具体责任,并要建立起严格的岗位责任履行监管制度,逐个岗位明确岗位责任监管责任人,确保各个环节的工作都能万无一失。

　　建立和完善森林防火安全监管体系。各级政府要确定森林防火安全标准,实行森林防火安全监督制度。要定期开展森林防火隐患排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不断提高事前防范水平。对存有森林火灾隐患又拒不整改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四、努力提高森林防火设施现代化装备水平

　　加快专业扑火区域性布局和配套建设的步伐,逐步改变过去以群为主、以专业扑火为辅的扑火力量建设布局。要继续加大林区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建设的力度,深入探索各类扑火队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的新办法,提高专业扑火战斗力。改革森林火灾扑救中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专业扑火力量分级布局、联动作战、装备精良、设施配套的森林火灾专业扑救体系。加快各级森林防火指挥信息中心建设步伐。森林防火是一项具有处置突发灾害事件性质的抢险救灾工作。各地必须加大对各级指挥、信息枢纽的建设力度,用现代化手段和装备建设高效、即时、无盲区的火场通讯传输、火场实况信息、火险监测预报信息及决策指挥网络。要确保各级森林防火机构和各岗位人员稳定,剥离兼有职能,引进高素质人才,保证森林防火现代化指挥信息系统运转的顺畅、高效。 　　不断加强森林部队建设。森林部队是森林防火、灭火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各级政府和用兵单位要切实关心、支持森林部队的建设,帮助部队改善装备水平,提高战斗力。要努力协调增加森林部队的编制,合理调整布局,不断改善驻防条件。森林部队要加强自身军政素质建设,充分发挥主力军、突击队作用。

　　加大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和基本装备建设力度。“十五”期间,要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和基本装备建设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目前没有纳入的,要抓紧增补,从2002年起按年度实施建设。有关部门要将是否将森林防火设施、装备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森林防火安全监督和行政领导责任制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来严格督促,并作为上级投入和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

　　五、逐步建立多元化的森林防火资金保障机制

　　搞好森林防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社会职能。体现政府行为,就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森林防火投入的主渠道作用。“十五”期间,各级政府要加大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资金的投入力度,逐步建立政府投入与单位自筹自防相结合的投入机制,推进森林防火工作社会化、现代化建设。对森林防火经费,省和各地财政要根据财力状况给予安排,并努力增加投入规模。各森林经营管理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规定的标准,以满足森林防火基本需求和优先保障为原则,切实落实好森林防火各项资金。对国家和省投入、补助的森林防火资金,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程序投放和管理,严格选定、审定建设项目,严格落实自筹配套经费,严肃查办挪用、占用行为和责任人。

　　六、突出搞好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

　　重点森林火险区是森林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易发森林大火的重大隐患区。要作为社会性系统工程,按照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抓紧实施综合治理。“十五”期间,县以上单位都要集中各方面力量,完成本地重点森林火险区的综合治理工作,达到省里规定的安全标准。跨县行政区域的,由各市州组织实施治理;跨市州行政区域并在全省具有重大意义的,由省统一组织实施,采取逐级配套的办法进行。形成全省统一的综合治理规划,尽快提高重点火险区防扑火综合能力,为实现3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奠定坚实基础。

　　七、大力推进依法治火和科学防火

　　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必须依靠法制,实行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坚持和实施“四个一律”等制度的基础上,对森林防火工作的法制规范进行修改和完善,逐步形成以《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为主,以健全完善的火源管理、预测预报、扑救抢险等各项制度相配套的较为完备的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加大执法部门对森林防火的执法和监督力度,坚持依法办事,不断规范森林防火行为。加大对林火案件的查处力度,对涉案人员,要依法查处。

　　加大森林防火基础科学、预防预警科学及管理学的研究力度。要组织科技人员开展全省森林火灾发生规律和预防技术的科研攻关,加强新型高效防火装备及指挥决策软科学的研究工作,探索与国际减灾运行机制接轨的管理和运行体制,全面提高森林防火工作的科技水平。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类型/诉讼关系/诉讼期限
内容提要: 《行政诉讼法业》已实施20年，在推进“民告官”法律化、确立“依法行政”观念、完善行政法制体系、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20年的行政诉讼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诸如行政诉讼目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类型、行政诉讼当事人、行政诉讼管辖、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等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也与整个中国行政法治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亟待行政诉讼理论予以回应。


《行政诉讼法》实施近20年来，在推进“民告官”法律化、确立“依法行政”观念、完善行政法制体系、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20年的行政诉讼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也与整个中国行政法治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亟待行政诉讼理论予以回应。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认识行政诉讼的现状和问题所在，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成因，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笔者拟对我国《行政诉讼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

一、行政诉讼目的

（一）行政诉讼目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行政诉讼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保障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现行的关于行政诉讼目的的规定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弊端：（1）过于强调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弱化了保障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尽管从表面上看以上目的同等重要，但实际上《行政诉讼法》许多条款更多的体现了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目的，比如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的维持判决。行政诉讼本来是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的一个救济渠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某个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是要推翻不服的行政行为。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在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要求推翻行政行为的理由不充分时，予以驳回就足够了，但维持判决显然是更超越了一步。法院的维持判决显然削弱了行政诉讼在维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方面的目的。（2）现行的关于行政诉讼目的的规定不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行政诉讼源于行政争议，行政诉讼的基本功能之一也是解决行政争议。但现行的一些制度设计并不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如不得调解制度。不得调解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放弃权力，损害公共利益，防止行政机关损害公权力。但事实上，行政诉讼不得调解，使得本来能够化解的矛盾、能够通过调解解决的行政纠纷最终无法解决。致使现实中出现了很多法院的行政诉讼判决难以执行，败诉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然不服的情况。不得调解制度反映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目的不清晰，不利于解决行政争议的弊端。

（二）修改行政诉讼目的的建议

针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目的的规定所存在的弊端，提出如下修改建议：（1）增加“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争议的存在是启动诉讼程序的动因，解决争议是人民法院的根本任务，正确及时审理案件最终要落实到解决争议。（2）将“公民”改为“自然人”。公民概念强调国籍上的归属，自然人一般指具有自然的生理机能的人类成员，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自然人的外延比公民广，包括本国公民、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情况越来越多，相应地，涉外行政诉讼也必然增加。因此，把受保护权益的主体改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更符合现实情况，并且在行文上前后一致，避免歧义。（3）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改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行政诉讼有别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关键在于，行政诉讼程序与行政程序有密切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处于主导地位，依照一般授权或特别授权作出行政行为，有可能包含对相对人权益的处分。而在国家行政权力面前，相对人处于弱势，缺乏权益的自我保障能力，由此而产生的行政纠纷，必须通过另一种国家权力居中裁判才能得以解决。因此，国家建立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用一种权力监督另一种权力，行政权自身的效力足以能够保障和维护行政任务的完成。行政诉讼不仅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还要督促其依法承担责任，“依法行政”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使用“监督”的含义更为完整。综上，建议将关于行政诉讼目的表述修改为：“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障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法》采用了两种方法规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一是概括式，《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1条对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作出原则的统一的规定；二是列举式，《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前7项列举了法院应当受理的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第12条列举了法院不能受理的4类事项。《行政诉讼法》在确立受案范围方面，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标准，具体行政行为和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果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是没有明确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的其他权益受到的损害，可能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的范围，也就得不到《行政诉讼法》的保护。现行的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以下问题：（1）以列举的方式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合理。列举的优点在于明白清楚，易于掌握，能够起到明确界定范围的作用。但是，用这种方法规定受案范围中应当受理的案件是不妥的。因为法律无论列举出多少可以受理的案件，总会遗漏，所以用这种方法规定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问题。列举规定的方法是不科学的，也容易导致司法标准混乱，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2）部分基本权利不能得到行政诉讼的保护。现行的受案范围的规定没有将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和行政诉讼法需要保护的权利有效的衔接，从而出现了权利保护的真空。在其他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宪法所保护的政治权利、受教育权等就难以通过行政诉讼得到有效的保护。《行政诉讼法》有关人身权财产权的规定不当地限制了行政诉讼范围，也使得有关受案范围的若干条款出现矛盾和不一致，从而给司法机关受理案件设置了法律障碍，也为行政机关规避法律、逃脱司法监督提供了条件。（3）受案范围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利于保护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现在的受案标准，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能被纳入受案范围，而大量的抽象行政行为则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此外，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即俗称的内部行政行为，也被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导致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4）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不一致。《行政诉讼法》规定受案范围时采用了不同标准划分行政行为，使得第11条列举的7项行为根本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划分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结果就造成受案范围的规定语焉不详，列举的7项行为之间相互交叉或者重复甚至遗漏。例如，第3项“侵犯法定经营自主权”往往是其他几种行为的结果，因为乱处罚、违法要求履行义务、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拒绝颁发许可证等行为都可能导致法定经营自主权被侵犯的结果。而第1项中乱罚款则是第7项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一种表现形式。鉴于《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的规定方面存在着上述问题，因此有必要予以修改完善。

（二）修改受案范围的建议

在总结我国行政诉讼实践经验基础上，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提出如下修改建议：（1）采用肯定概括加否定列举的方式规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先予以概括式的说明，然后再以列举的方式说明哪些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种方式可以有效避免肯定列举难以穷尽并且标准不易统一的缺陷，也使得受案范围更加明确。凡是属于概括规定的范围又不属于明确列举排除的范围的，都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在表述受案范围时，用“行政争议”取代“具体行政行为”。对于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概括规定可以表述为：“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和行政机关发生行政争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法规定不予受理的争议除外”。用“行政争议”取代“具体行政行为”符合当前的国际发展趋势；行政争议的含义比行政行为更宽泛，可以适应扩大行政诉讼范围的趋势；法院审理的前提当然是争议的存在，以争议为基本概念确定法院受案范围更符合逻辑。（3）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建议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外的其他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符合国际趋势；现行制度中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既不充分，也缺乏实效；从我国法治现状来看，已经具备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的条件；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也可以在国内化解矛盾，避免引入国际社会，使我国在外交和对外贸易中陷于被动。（4）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是否受理一个案件，不是根据行为的对象而是根据行为的性质确定的。[1]一个行为是针对普通公民，还是针对公务员，并不能改变行为的本质，更不应该成为法院排除司法裁判权的界限，应当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内部行政行为均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高度人性化判断的事项，不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高等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方面，涉及大量的此类行为，如考试阅卷、课程安排、作息时间等行为均属于高度人性化判断的行为。高度人性化判断的行为属于行政主体的专属权限范围，而且对其进行审查也超越了法官的能力范围。因此，对于此类事项，不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三、行政诉讼的类型

（一）当前的行政诉讼类型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律并未对诉讼类型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学者们通常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受理范围，即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结合我国的判决形式，将行政诉讼的类型划分为撤销之诉、确认之诉、变更之诉、赔偿之诉、履行之诉等几类。实际上，从行政诉讼判决的种类推定行政诉讼类型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这是倒果为因的做法，忽略了行政诉讼类型与行政诉讼判决之间的区别。而且，以往的理论研究停留于现行法律的实然性规定，缺乏对行政诉讼类型的应然性思考。《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定的6种判决形式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是，随着行政审判的深入开展、审判实践的丰富，这几种判决形式难以适应各类型的行政案件，已经暴露出局限性。[2]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合理解决。针对不同性质和特点的行政争议，在行政诉讼具体制度上应当有所区别。具体体现在行政诉讼类型方面，要求不同的行政争议应当有相应的行政诉讼类型加以解决。以我国行政系统内部各行政主体之间经常发生的权限争议为例，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只能采取由上一级行政主体加以裁决的处理办法，却不能到法院要求司法裁决，因为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机关诉讼这一行政诉讼类型。传统的这种纠纷解决机制既不能实现公正，也难以保证效率。（2）不利于全方位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之下，公民只有在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够提起行政诉讼，对于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而公民又与之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则不能起诉。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利于全面地保护公民合法利益，也不能积极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3）不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行政审判权。《行政诉讼法》及《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6种判决形式实践操作性不强，如变更判决仅适用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而且显失公正的内涵、条件、标准等均未加以规定，法官在适用时只能凭其主观判断和内心确信，这样反而往往导致法官滥用变更权或不敢多用变更权，未能收到法律规定变更判决这一判决形式时预设的效果。并且这6种判决形式并不能包含行政诉讼中遇到的所有实际问题，从而造成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因缺乏必要的判决形式而无法下判作出违法判决。这不仅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

（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建议

行政诉讼类型与行政诉讼判决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确定行政诉讼种类划分的标准时，除应考虑行政诉讼判决种类这一因素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行政诉讼的目的、原告的诉权、行政诉讼客体、进入到行政诉讼程序的行政争议性质、法官在审理行政案件时的权力。在对以上因素进行考虑并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在我国现有行政诉讼类型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诉讼类型。笔者主张，将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公益诉讼、机关诉讼、当事人诉讼等7类。（1）撤销诉讼。撤销诉讼是行政相对人对违法损害其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之行政诉讼。“撤销诉讼可谓行政诉讼之核心，无论诉之类型如何增加，其中最重要者仍非撤销诉讼莫属。”[3]其目的在于由法院以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方法，原则上溯及既往地消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使原告因该具体行政行为被侵害的权利得以恢复。（2）课予义务诉讼。课予义务诉讼（又称为“应为行政处分诉讼”）是行政相对人请求法院命令行政主体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或应做出含有特定内容的具体行政行为之诉讼。其目的是原告向被告行政主体依法提出申请，行政主体违法拒绝或不予答复，使其权利受到损害，因此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行政主体做出原告依法请求的具体行政行为。（3）给付诉讼。给付诉讼（又称为“一般给付诉讼”）是请求法院命令行政主体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给付行为（通常为财产的给付或非公权力行为的非财产性给付行为）。根据给付诉讼标的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财产给付之诉和非财产给付之诉。（4）确认诉讼。确认诉讼是行政相对人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处于争议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违法以及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的一种诉讼形式。确认判决并不具有创设、变更或撤销的法律效果，其原意也不在于实施强制执行，仅在于确认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争议状态。相对于其他积极的诉讼类型而言，确认诉讼仅具有“补充性”、“从属性”、“次要性”或“后备性”，即只有在其他诉讼类型不得提起时，才可提起确认诉讼。（5）公益诉讼。公益诉讼是指公民为维护公益，就与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事项，对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对情况较为特殊的公法争议事件，为维护公益，应允许与自己权利无直接法律利害关系的公民就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提起行政诉讼。（6）机关诉讼。机关诉讼是指行政主体之间因权限的存在或者行使而发生纷争，由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的诉讼类型。一旦机关之间就法律权限和法律适用发生纠纷，就应当允许法院进行裁判，只有这样，才能依法划清各机关之间权力的界限，防止越权和滥用职权，并减少由于权限交叉而造成的纠纷，从而提高管理效率。（7）当事人诉讼。当事人诉讼是指有关确认或形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处分或裁决的诉讼，是依法律的规定以该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作为被告的诉讼以及有关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诉讼。当事人诉讼对于解决当事人之间与行政行为相关的争议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更好地解决行政主体与当事人之间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避免此类纠纷的久拖不决。

四、行政诉讼的当事人

（一）原告资格的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及修改建议

我国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主要存有下列问题：（1）确定原告资格的标准过于狭窄，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而且立法上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可以说是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界定标准的高度概括，同时也表明我国在确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方面，立法上采取的是“合法权益”的标准。而这里的“合法权益”应当如何理解呢？从理论上来说，合法权益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利益，前者称为法定的利益，而后者称为事实上的利益。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上采取的实际上是“法律权利”标准，即只有当相对人的实定法上的权利遭受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此处所谓的“合法权益”中的“合法”应当如何理解？它在司法实践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的法理精神，此处的“法”应当理解为宪法、民法、行政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合法权益”就是上述的“法”所赋予或保护的权益。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所规定的受案范围明确表示出的意图，这里“合法”的外延是有限的，换言之，此处所指的“合法权益”仅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对于其他的权利，如公民的受教育权、公平竞争权、承包企业的人事任用权等在受到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是一直存在讨论余地的。《行政诉讼法》如此规定，明显不利于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司法保护。（2）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非常含糊、抽象和主观。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就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规定非常主观和模糊，让法院、法官理解、执行起来也非常吃力。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有关原告资格争议的案件。

对于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的完善，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将原告资格限定为同被诉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应当扩大，这是大势所趋。综合各国对原告资格条件的规定和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将我国原告资格条件限定为须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益是比较恰当的。这一界定适应了原告资格扩大化的世界趋势，特别是对法律上的利益的阐释，充分借鉴了美国行政法的观念，使原告资格的确定更具可操作性。应当说，将原告资格限定为“同被诉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益”，仍然是比较抽象和有弹性的界定。因此，须在立法上对“法律上的利益”作一阐释。法律上保护的利益，首先是指相关法律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考虑的利益；此外，法律上的利益还应当是通过诉讼值得保护的实质的利益。（2）增加关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对于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检察机关应当是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主要主体，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是辅助主体，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以申请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行政诉讼为先行程序。只有人民检察院在规定时间内不提起诉讼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才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同时，为了规范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行为，限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应当与其团体章程或业务相关，并以行政行为涉及团体利益为前提，也是必要的。

（二）被告资格的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及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