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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２２号）

　　《山东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已于２００４年４月２日经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保障农村居民身心健康，保护农村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是指农村居民人人享有的、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卫生保健服务。
　　第三条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坚持政府组织、部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任务是：
　　（一）建立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为农村居民提供方便、质优、价格合理的卫生服务；
　　（二）建立并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等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农村卫生基本设施，开展农村改水、改厕和垃圾处理工作，创造清洁卫生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四）加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促进农村居民养成科学的卫生习惯；
　　（五）加强对农村公共卫生、药品以及与健康相关产品的监督，普及食品卫生和营养知识，改善农村居民营养状况；
　　（六）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降低农村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病的发病率；
　　（七）落实妇幼保健和生殖健康措施，开展婚前医学检查、产前诊断和遗传病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降低孕产妇、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农村出生人口素质：
　　（八）充分开发中医药资源，发挥中医药的特点与优势，提高农村中医药服务水平。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将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省人民政府制定全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规划，市、县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方案，落实人力、物力、财力等保障措施。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长幅度不低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
　　鼓励单位和个人捐助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事业。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综合管理、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计划、财政、教育、农业、水利、民政、建设、环保、药品监督、计划生育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第二章　农村卫生机构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强化公共卫生管理职能，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调整农村卫生机构布局，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完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功能。
　　鼓励和支持兴办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卫生机构。
　　第九条　县级卫生机构按照职能分工承担区域内农村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基层转诊、急救以及对基层卫生人员的培训及业务指导职责。
　　每个乡（镇）应当设置一所由政府举办的卫生院，其人员、业务、经费等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职责管理。乡（镇）卫生院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提供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康复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服务，负责对村卫生室的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
　　每个行政村可以设置一所村卫生室。村卫生室主要由村民委员会或者乡（镇）卫生院举办。村卫生室承担疾病预防、妇幼保健、健康教育、残疾人康复、计划生育等工作，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诊治和转诊服务。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城市卫生机构支援农村卫生工作的制度，完善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鼓励县、乡、村三级卫生机构开展纵向业务合作，提高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的整体功能。
　　实行和规范农村卫生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也可由乡（镇）卫生院为村卫生室统一代购药品，确保农村居民用药安全、价格合理。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政府举办的农村卫生机构的预防保健、基本医疗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和人员培训的经费予以重点补助，改善农村卫生机构的设施和装备水平。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财政应当根据财力情况，对农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给予补助。
　　第十二条　县级财政应当根据国家确定的农村公共卫生基本项目，安排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
　　县级财政对乡（镇）卫生院的预防保健人员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全额拨付，其他在职人员按照省有关规定拨付。

　　第三章　农村卫生技术人员

　　第十三条　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经执业注册后，方可在规定的卫生机构中从事医疗卫生技术服务。
　　新进入农村卫生机构从事医疗卫生技术服务的人员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执业资格。
　　第十四条　鼓励乡村医生通过考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或者执业医师资格，逐步完成由乡村医生向执业医师系列的过渡。
　　对尚未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或者执业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的管理，依照《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执行。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发展成人教育，加强对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的培养。
　　第十六条　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应当树立敬业精神，提高业务素质，遵守职业道德和技术规范，认真履行职责。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鼓励并组织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城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对到农村卫生机构工作的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城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以及长期工作在农村卫生机构的卫生技术人员，在专业技术职务、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给予照顾。

　　第四章　农村医疗保障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
　　第十九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当坚持先行试点、逐步推开、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以收定支、保障适度的原则。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组织农村居民积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二十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统筹，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兼顾小额费用补助，主要用于补助大额医疗费用或者住院医疗费用。　　　
　　第二十一条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县（市、区）农村居民以户为单位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每人每年交费标准不低于十元。省、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给予每人每年总额不低于十元的补助，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具体补助标准和资金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予适当扶持。
　　第二十二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必须在银行设立专用账户，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
　　第二十三条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领导，成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业务管理。　　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经办机构的人员和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得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提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必须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应当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具体收支、使用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开，保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参与、知情和监督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成立由相关部门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代表共同组成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定期检查、监督基金使用和管理情况。
　　村民委员会应当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支付情况作为村务公开的重要内容之一，至少每季度张榜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对农村五保户、贫困家庭等弱势群体给予医疗救助。医疗救助形式包括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或者资助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二十六条　医疗救助资金通过政府投入和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筹集。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行农村儿童计划免疫保偿制度和妇幼保健保偿制度，设立母婴保健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加强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做好妇女儿童保健、人才培训、技术推广、科学研究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等工作。

　　第五章　公共卫生与健康促进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改水、改厕、垃圾处理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纳入村镇建设规划，并给予经费支持。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水利部门应当将农村饮用水工作纳入水利工作总体规划，确保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卫生。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做好改水工作的卫生技术指导。
　　第三十条　农村新建改建学校、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并同时设计、修建卫生厕所。
　　鼓励和指导农村居民在新建改建住房时同时修建卫生厕所。
　　原有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厕所应当逐步加以改造。
　　第三十一条　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落实改水、改厕的规划实施；开展改水、改厕新技术的交流、推广，负责农村环境卫生的综合监督指导。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农村环境污染，推行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和综合利用，开展除害灭病工作。
　　第三十三条　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做好农村环境状况和室内居住环境的监测和评价，加强对工矿企业污染、农作物农药残留、农产品安全性检测和农村饮用水源的监督管理，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第三十四条　农业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高毒农药和剧毒杀鼠剂的管理以及对人畜共患疾病的预防控制，加快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避免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农产品流入市场。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引导农村居民健康消费，倡导科学文明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开展健身活动，增强农村居民卫生防病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
　　第三十六条　各级各类卫生机构应当将健康教育纳入卫生服务全过程，做好健康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内容，在农村中小学校普遍开设健康教育课。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公益宣传。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参与农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增加的卫生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包括用于农村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妇幼保健、卫生监督、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农村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破坏农村卫生机构设施，侵犯农村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合法权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一）擅自设立农村卫生机构的；
　　（二）非卫生技术人员在卫生技术岗位上从事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
　　（三）农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未经执业注册，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没有定期向社会公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具体收支、使用情况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侵占、挪用、贪污本条例规定的各类资金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关键词: 案例指导/刑事司法/判例/发展与完善
　　内容提要: 在刑事司法领域，案例指导制度有助于规范司法人员的刑事裁量权，弥补刑事立法之局限，保障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合法性、谦抑性、遵循先例、时效性、权威性原则，促进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主体多元化、效力层级化、遴选标准科学化、形成机制诉讼化、指导方式明确化。


案例乃法治之细胞，案例指导制度是链接法治细胞的神经中枢。为总结司法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司法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两高”）于 2010 年先后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检察院案例指导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法院案例指导规定》），之后，“两高”发布了第一批指导性案例，这些举措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初步确立并付诸实施。无疑，在刑事司法中，案例指导制度有助于规范司法人员的刑事裁量权，弥补刑事立法之局限，促进司法尺度的统一，实现具体的刑事法治。但是，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必须借鉴域外判例法、判例制度的经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拟从刑事司法的角度出发，基于我国法院、检察院系统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与实践，分析案例指导制度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指导作用，指出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之建议。

一、案例指导制度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作用

（一）规范司法人员的刑事裁量权

英美法系的法官通过判例创制法律，但是大陆法系的法官也不是成文法的“自动售货机”。任何成文法都会给司法人员留下一定的裁量权，以应对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流变、犯罪的复杂性、案件的多样化之间的矛盾。在刑事法领域，司法人员的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程序推进的裁量。在程序的运转过程中，从立案到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宣判，司法人员都必须衡量案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第二，证据的取舍以及证明力的判断。比如，非法物证、书证的收集是否影响司法公正，需要予以排除；具有瑕疵的证据是否需要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以及能否印证，等等。第三，案件事实的认定。司法人员在证据规则框架之下根据现有证据依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来定案时，必须判定能否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第四，出罪与入罪。在定罪问题上，我国刑法第13 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出罪定量因素和刑法分则中频繁出现的数额犯、情节犯等，无不给司法人员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留下很大的裁量空间。第五，量刑的裁量。尽管我国刑法要求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时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来判处，但是，针对个案究竟应从重、从轻、减轻处罚，应选择多大的幅度才能与上述因素相适应，与司法人员的裁量权有着很大的联系。总之，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不论证据的运用、事实的认定，还是对法律的解释、推理、政策的考量，都充满着裁量的因素。案例指导制度用已决典型案例指导待决案件的裁决，在“抽象到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增加了一个“具体到具体”的指引和参照[1]，更加有力地规范和约束了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二）弥补刑事立法之局限，促进制定法的发展

按照法治主义的要求，法律不仅要有可预见性和稳定性，而且应当具有灵活性和延展性。罪刑法定是法治主义在刑事领域最基本的要求。为现代各国所采用的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摒弃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僵化和刻板，更能反映刑事立法的社会适应性并兼顾其稳定性和灵活性。“从抽象到具体”的司法解释以及“从具体到具体”的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规则都有助于明确立法原意，弥补刑法典的局限，提升罪刑法定原则的功效。正如日本刑法学者木村龟二指出的那样，“罪刑法定主义要求犯罪的定刑化，不过，只以法律的规定，即使用多么精密的表达记述犯罪的成立条件，犯罪的定型化也只能抽象地规定。由于就各个具体的案件法院所下判断的积累，犯罪定型的具体内容开始形成起来，承认判例有这样的意义的形成机能，不但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实际上勿宁说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此外，对否定犯罪成立或可罚性方面的判例的机能，也与罪刑法定主义没有矛盾。”[2]总之，指导性案例在不突破制定法框架的基础上，以真实案例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制定法、提炼裁判规则，赋予了僵化的制定法本身生机与活力，增强了成文刑法的明确性和可预见性。案例指导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不矛盾，而且有助于弥补刑事制定法之局限，当然，待指导性案例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为制定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源和素材。

（三）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

由于我国立法上坚持“易粗不易细”的指导思想，加之法律与法律、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司法人员职业素养的参差不齐等主客观原因，司法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经常出现证据的适用、事实的认定、定罪和量刑上的“同案不同判”，引起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比如广州许霆盗窃案和云南何鹏盗窃案，陕西药家鑫故意杀人案和云南李昌奎强奸、故意杀人案，还有《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之后的系列醉驾入刑的案件的量刑，经过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均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同区域的司法人员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之下对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的裁判大相径庭，不仅违背刑法适用上的平等原则，而且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法律以及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相对于抽象而稳定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够及时地将抽象法条具体化，以案释法，有助于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并适用法律，同时，通过个案提炼形成裁判规则，统一裁判的尺度。尤其是，“两高”通过公报、案例汇编、官方网站等媒介将指导性案例供各级司法机关乃至社会各界查询，让司法活动真正置于阳光之下，以社会大众参与监督的方式，来减少司法恣意。直观的指导性案例，在保证裁判结果大体一致的基础上，有助于吸纳当事人的不满，提高司法的社会认同感。同时，也有利于引导诉讼参与人，让其预见诉讼结果，选择正确的诉讼策略，实现息讼罢访，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二、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合法性原则，意味着指导性案例的定位、报送、遴选、发布、适用程序等都必须符合法律、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要求，案例指导制度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探索，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性原则主要体现在：第一，从实体层面来讲，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判决、裁定，其内容和审判程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尤其是刑事指导性案例更应注重这一点。罪刑法定和程序法定原则是刑事法的重要基石。刑事指导性案例“重点不是创制裁判规则，以弥补法律空白，而是对现行法律条文中用语歧义、模糊、评价性、笼统等情况做出具体解释，并且该解释还要受到诸如禁止类推、严格解释、目的性限缩、审查无限、不能颠倒或转移证明责任、禁止重复评价以及法律涵义不明确、不得作影响法律的安定性的解释等法律原则或规则的限制”[3]，在适用刑事指导性案例时，司法人员也不得随意借题发挥，进行类推解释，突破指导性案例适用的范围。第二，从程序层面来看，对于指导性案例的定位、报送、遴选、发布、适用程序应当由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事先明确加以规定，司法人员应当依据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具体适用案例指导制度。

（二）谦抑性原则

与其他部门法领域的案例指导所不同的是，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在抗制违法犯罪行为时，必须将刑法作为最后的手段。除非不得已适用刑法手段，否则，尽量采取其他的制裁措施，即使在适用刑法手段时，也尽量选取较轻处罚措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中的谦抑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面对刑法中模棱两可的情形以及新类型案件时，如果可以不入罪，尽量不通过指导性案例将其入罪；如果能用较轻的刑罚手段处理或者不予处罚，就不适用较重的刑罚手段。另一方面，由于遴选、发布指导性案例需要耗费大量司法资源，所以，只有在当前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本身无法给予司法人员明确的指引时，才可以用能够准确体现立法原意的指导性案例提炼出裁决规则，指导下级司法机关处理类似案件。

（三）遵循先例原则

遵循先例原则，是指特定机关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将对之后的裁决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后续类似案件必须尊重指导性案例中所蕴含的法律原则和规则，下级司法机关不得恶意规避指导性案例，否则，将在法律上产生一定的实体后果和程序后果。遵循先例原则是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借鉴西方国家判例法、判例制度最为核心的要素。但是，中西方的“遵守先例原则”有着很大的区别，我国的指导性案例不同于判例，它不是对法律的创制，不属于法律渊源，在效力上也只具有指导或者参考的作用。

（四）时效性原则

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相应的纠纷和犯罪案件也逐步涌入司法实践之中。囿于刑事制定法和司法解释的滞后性、抽象性，指导性案例必须发挥自身优势，以其及时性、灵活性来应对现实之需。在刑事司法中，如果指导性案例的发布过于滞后或者指导性案例未及时更替，既可能造成短时期内执法标准的混乱，也可能影响到刑罚功能的有效实现。因而，司法机关应紧密围绕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及时、准确、有效地发布和更新指导性案例，以统一法律的适用。

（五）权威性原则

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的权威性原则，是指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应由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组织和领导，指导性案例的遴选标准和程序、适用方法、发布方式等应当符合法律以及“两高”的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和发布主体应该限于较高级别的法院、检察院，以保障案例的质量，体现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4]当然，权威性原则和前述合法性是分不开的，只有保障了指导性案例本身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才能确立指导性案例的权威地位，进而使案例的指导功能在各级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甚至每个普通公民中发挥作用。

三、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指导性案例发布主体和效力的单一化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第 8、9 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发布指导性案例，高级人民法院有权发布参考性案例。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指导规定》第 4 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发布指导性案例。仔细分析“两高”先后发布的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不难发现，尤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批发布的三个指导性案例中有两个都是经过法院审判或者核准的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可能基于公诉和抗诉业务体现检察监督职能的考虑，公布这两则指导性案例。其实，在笔者看来，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业务上，检察院除了肩负着独有的职务犯罪侦查、起诉、抗诉等职能之外，检察院和法院的业务具有相通性。“两高”分头针对已经生效判决发布指导性案例，既浪费司法资源，也不利于司法统一性的实现和司法权威性的树立。此外，我国幅员辽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会影响法律适用的具体标准（比如盗窃罪的具体数额标准），如果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辖区之内各地区的法律适用标准都交由“两高”以指导性案例的方式予以统一的话，必然增加“两高”的工作压力，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当然，盲目地赋予各级法院、检察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权力，也必然会损及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和司法的统一性。[5]如何协调司法的地域性和统一性之间的矛盾，是案例指导制度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