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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木里焦煤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办法

青海省人民政府令第73号


　　《青海省木里焦煤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办法》已经2009年10月23日省人民政府第4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2月27日起施行。


省　长　宋秀岩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青海省木里焦煤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循环利用木里焦煤资源，保护木里煤田矿区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木里焦煤资源的规划、勘查、开发、管理和保护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木里焦煤资源，是指海西州和海北州行政区域内聚乎更、江仓、弧山和哆嗦贡马四个矿区的焦煤资源。

　　第三条　木里焦煤资源开发利用应当遵循统一规划、整体勘查、有序开发、综合利用、保障安全、保护环境的原则。

　　第四条　木里焦煤资源规划、开发和保护中的重大事项，由省人民政府决定。

　　省国土资源、发展改革、经济、安全监管、环保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木里焦煤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管理、监督和指导工作。

　　木里焦煤资源所在地的州、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具体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　　划

　　第五条　开发利用木里焦煤资源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编制下列规划：

　　（一）省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木里煤田矿区总体规划》和《木里煤田煤炭生产开发规划》；

　　（二）省经济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编制《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链延伸发展规划》；

　　（三）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木里煤炭资源勘查规划》和《木里煤田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

　　第六条　编制的规划和方案应当符合国家和本省煤炭产业政策，经充分论证并征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焦煤资源所在地州、县人民政府以及有关专家的意见。

　　各项规划和方案之间应当协调统一、相互衔接。

　　第七条　本办法第五条所列的规划和方案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批准，需要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复或备案的，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复或备案。

　　经批准的各项规划和方案，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确需对各项规划和方案进行调整、修改或者补充的，应当按照原编制程序报批。

　　第三章　资源配置

　　第八条　木里焦煤资源的配置，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优先满足省内循环经济重点产业项目需求，将焦煤资源配置给优势产业和强势企业，实现焦煤资源优化配置。

　　第九条　木里焦煤资源地质勘查由政府出资，由具备相应勘查资质的国有地质勘查单位承担勘查。

　　第十条　省发展改革和省经济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有关规划和项目建议书，科学合理核定循环经济重点产业项目的焦煤资源需求量。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焦煤资源需求量，按照木里煤炭资源规划和方案要求，有计划设置采矿权。

　　第十一条　木里焦煤资源采矿权，原则上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出让，参与竞标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符合政府设定的准入条件。

　　为调节和保障省内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用煤供给，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土资源部批准，可以按协议方式向省、州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出让部分采矿权。

　　第十二条　专项配置焦煤资源的省内循环经济重点产业项目，应按照计划开工建设，主体工程未按计划开工的，应当收回专项配置的焦煤资源矿业权。

　　第十三条　为省内循环经济重点产业项目专项配置的焦煤资源矿业权不得擅自转让，确需转让的，应当按规定程序报批，并办理转让和变更登记手续。

　　第四章　开发利用

　　第十四条　焦煤开发企业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和矿长未依法取得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证的，煤矿不得从事生产。擅自从事生产的，属非法煤矿。

　　第十五条　焦煤开发企业应当在批准的矿区范围内，严格按照批准的开采方式、开采顺序、采煤方法和安全要求开采，不得超层越界开采。

　　鼓励焦煤开发企业采用先进的采煤技术、工艺和设备，优化开采方式，提高回采率。禁止采优弃劣、采厚弃薄等行为。

　　第十六条　鼓励已经取得矿业权的焦煤开发企业，按照焦煤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的要求，组建和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实现木里焦煤资源规模化、集约化和洁净化开发利用。

　　第十七条　焦煤开发企业应当建设和发展就地转化延伸焦煤资源产业的项目。受自身条件限制不能建设的，可以与省内焦煤利用下游企业建立长期供煤合作关系。

　　第十八条　省发展改革和省经济管理部门应当统筹煤炭工业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合理核定省内循环经济重点产业项目的焦煤需求量，并根据循环经济产业项目的建设规模和消耗定额确定焦煤供应指标。

　　第十九条　木里焦煤资源开发项目的生产能力，应当符合《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链延伸发展规划》，省经济管理部门核定焦煤开发企业生产许可证时，应当根据省内循环经济重点产业项目转化能力登记生产能力。

　　第二十条　焦煤开发企业应当按照煤炭生产许可证登记的生产能力组织生产，禁止超登记生产能力生产。

　　焦煤生产能力需要变更的，应当依法办理煤炭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相关的变更登记。

　　第二十一条　焦煤开发企业应当制定焦煤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技术经济指标，建立健全地测机构，实行储量动态监测。定期向县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发展改革和经济管理部门报送开发利用统计资料，并提出开采损失改进措施。

　　第二十二条　焦煤资源储量非正常消耗的，焦煤开发企业应当提出注销报告，报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查批准。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核减焦煤资源储量。

　　第二十三条　焦煤开发企业生产的原煤或者经初级加工的焦煤产品应当优先供应给省内循环经济重点产业项目，限制作为民用燃料和工业动力、电力用煤。

　　第五章　保护措施

　　第二十四条　木里焦煤矿区基础设施建设应当符合矿区总体规划要求，避免重复建设，并按规定办理土地、建设、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及压覆矿产资源等审批手续。

　　第二十五条　焦煤开发企业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采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并委托第三方开展采矿活动全过程的工程环境监理。

　　矿区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落实资源和环境保护、土地复垦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严格按照批准的工程建设方案施工。

　　第二十六条　焦煤开发项目的环保设施和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二十七条　焦煤开发企业在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时，应当按规定编制矿山环境治理恢复方案，报相应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批，并按照规定全额缴存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焦煤开发企业开工建设后，应当按照治理恢复方案对采空区、排土场以及其它破坏地面环境的工程进行治理恢复，做到边生产边治理。

　　申请闭坑的，应按照治理恢复方案对已废弃露天采坑、矿井和污染源进行治理恢复，消除安全隐患，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闭坑。

　　第二十八条　焦煤开发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专户存储煤矿企业安全风险抵押金，作为本企业安全事故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的专项资金。安全风险抵押金存储管理，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焦煤开发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报告制度，对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行为定期组织排查，并将排查情况每季度向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和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送书面报告。报告应当经焦煤开发企业负责人签字。

　　焦煤开发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落实煤矿灾害防治计划，对煤矿（矿井）水、火、顶板、瓦斯、煤尘等自然灾害进行治理。定期进行通风能力核定和瓦斯鉴定，高瓦斯矿井应当建立瓦斯抽放和监控系统。

　　第三十条　木里焦煤资源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公安等部门应当依法维护矿区的生产生活秩序，禁止非法开采活动。

　　第三十一条　从事木里焦煤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取得经济管理部门核发的煤炭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煤炭经营营业执照。

　　第三十二条　征收木里焦煤销售价格调节费，具体办法由省主管部门制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转让矿业权、买卖焦煤资源、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开采或者采取破坏性开采方法开采焦煤资源的，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煤矿无证照或者证照不全从事生产的，由负责颁发相关证照的部门，依照《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超过登记生产能力生产的，由经济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超产所得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焦煤利用下游企业买卖或者擅自转让焦煤资源供应指标的，由经济管理部门处非法买卖、转让焦煤价款三倍以下的罚款，并取消确定的供应指标。

　　第三十七条　从事木里焦煤资源收购、洗选、加工的企业和个人，收购无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或者煤炭经营许可证的焦煤产品的，由经济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违法收购焦煤产品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对木里焦煤资源负有监督管理责任的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其他优质煤炭资源的保护，参照本办法执行。第四十条本办法自2009年12月27日起施行。


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

何家弘·

笔者在研习证据学理论的时候，经常感到我国这一学科领域内某些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和内在的科学性，因而导致了理论上的纷争和实践中的混乱。对于这些貌似堂皇的观点，笔者心中生出许多疑问并继而转化为异议。虽然明知这些异议会让很多笔者所敬仰的师长们感到逆耳，但其如骨鲠在喉，实在是不吐不快。
一、证据概念误区的表象

虽然证据的概念已经是一个被学者们讨论得很多的问题，似乎再多谈一句都是赘余了。然而，以笔者之管见，尽管这方面的文字确实不少，但其中仍有许多不尽清晰不尽明了之处，而且这些问题涉及整个证据学理论的构架，绝非无关紧要。
（一）证据首先是一个法律术语，抛开语词使用习惯去界定证据的概念是误区之一

证据一词在汉语中的准确起源大概已经很难查考了（也许这仅是笔者孤陋寡闻所妄下的论断）。唐代文豪韩愈在那篇《柳子厚墓志铭》中曾经写下了“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名句。然而，其中的“证据”是动词，意为“据史考证”或“据实证明”。在古汉语中，证据二字往往是分开使用的。其中，“证”字犹如现代的证据，但多指人证；“据”字则意为依据或根据。例如，《唐律·断狱》中就多有“据众证定罪”之用语。及至清代，法律中仍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的规定。本世纪初，随着白话文的推广，证据二字才越来越多地合并为一个词使用，而且多出现在与法律事务有关的文字之中。例如，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2日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中规定：“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这可以视为后来在我国颇为流行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之办案原则的发端。

现在，证据已经是汉语中常用的语词之一。诚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非法律事务中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由于它在法律事务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最高的使用频率，所以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专门的法律术语，以致于人们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会首先联想到案件、纠纷、调查、审判等法律事务中的问题。《辞海》中对证据的解释即：“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的材料。”因此，人们都知道“证据学”是专门研究法律事务中证据问题的学科，不会因为其前面没有冠以“法律”、“司法”或“诉讼”等字样就把其误解为研究日常生活中或其他专业领域内证据问题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非法律事务中使用证据一词时实际是在借用这一法律术语。

由此可见，证据很久以来就成为了法律领域内的一个专门用语。换言之，证据首先是或者主要是法律术语。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实际上也是以法律领域内的概念为基础的。二者之间没有也不应该有本质上的差异。明确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在讨论证据的概念问题时必须从这两个字的基本含义出发。我们不应该片面地强调法律用语和人们日常生活用语的差异，而偏离人们在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并生造出所谓“法律证据”或“法律事务证据”的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认为证据首先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并因此要抛开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而在所谓的“法律意义”上为其重新下个定义的观点，实际上是证据概念问题上的第一个误区。
（二）证据一词本身并没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改变证据概念的这种“中性”立场是误区之二

那么，究竟什么是证据呢？或者说，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是对证据一词最简洁最准确的解释，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证据定义。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证据的“基本定义”。

诚然，在法律上给证据下定义，可以给出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但我们不应忘记或抛弃这一语词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含义。语词的基本含义是人们在使用该语的长期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忘却了这一点，就会背离语言的使用规律。

世界各国的法律学者对证据的概念有不同的解释并在各自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学说。笔者无意在此评论百家，只想谈一谈在我国法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关于证据概念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的缘起就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该法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是我国法律首次给证据一词下的定义。后来问世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1996年修正的新刑事诉讼法都接受了这一定义。于是，这一定义就成了我国对证据概念的官方解释。下面，我们便具体分析一下这个定义。

按照刑诉法中的规定，证据就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这一定义中的核心词是“事实”，因此可以将其简化为“证据即……事实”。这一定义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基本定义”之间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把“根据”改成了“事实”。这一改变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即要强调证据的真实性。为此，该定义还不惜在前面使用了颇有赘余之嫌的“真实”二字。换言之，仅仅强调证据必须是“事实”还不够劲儿，还要强调其证明的必须是案件的“真实”情况。一言以蔽之：“不属实者非证据”！这充分反映了立法者们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重视证据“真实性”的执著心态。

从证据一词的“基本定义”来看，它并没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好人可以使用证据，坏人也可以使用证据。换言之，无论你要证明的是什么，也无论你证明的根据是什么，只要你把甲用做证明乙的根据，甲就是证据。就真假的两值观念而言，“根据”一词也是中性的，它可真可假，或者说它可以同时包含真与假的内容。

然而，“事实”一词则改变了证据概念的这一性质，使它不再具有中性的立场，而是坚决地站到了“真实”的一方，把一切不真实或不属实的东西都排斥在证据的范畴之外。毫无疑问，这体现了一种良好的理想或愿望，但是它改变了证据一词本身所具有的“中性”立场，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这一概念与人们使用该语词的习惯之间的矛盾。

诚然，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一“基本定义”中的“根据”一词有些抽象。学者要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你的解释和说明不能偏离原意。比方说，你用“依据”、“凭据”等近义词来代替“根据”就不会改变词意；你用“材料”、“手段”等同样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中性词来说明“根据”，也不会造成使用中的混乱与自相矛盾（至于“材料”和“手段”等词能否准确全面地表达“根据”一词的内涵，则另当别论）。但是，你一旦改变了原来词语的属性，用具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事实”来代替或说明本来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根据”一词，就会背离该语词的原意并造成使用上的混乱。实际上，刑诉法的起草者们也无法摆脱这种自相矛盾的困扰。

例如，刑诉法在给出上述定义并列举了7种证据之后，又明确指出：“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们不禁问道：既然证据都是“真实的”事实，既然不属实的东西都不是证据，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查证属实”呢？已经肯定是事实的东西却还要让人去审查其是不是事实，这就好像让人去审查一只狗是不是狗一样荒唐。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在上述法典及其相关的论述中还有多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证据概念误区的症结

人们在证据概念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归根结底在于证据所反应或证明的案件事实是否必须属实。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坚持“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众所周知，无论在刑事案件中还是在民事案件中，无论是在经济纠纷中还是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提交司法机关的证据和司法机关自己收集的证据中都是有真有假的，因此才需要认真地审查评断。按照“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这些当事人提交的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显然就都不能称为“证据”了，因为它们很可能不属实嘛！

其实，持“不属实者非证据”观点的学者自己也无法否认现实生活中这种证据真假混杂的情况。例如，《证据学》一书的作者在批驳“证据来源”或“证据材料”的提法时坦率地指出：“在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初步作为证据收集的物品、书面文件以及证人、当事人的陈述，常有真假相杂的情况。在经过审查判断之后，摒弃那些虚假的或者与案件事实无客观联系的物品或陈述等，不作为证据使用，这是常见的事。这些一度曾经被收集而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东西，本来就不是证据，也不应称之为‘证据来源’或‘证据材料’。”〔1〕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实践经验无数次告诉我们，不仅当事人提供的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中有真有假，司法机关审查判断之后用做定案根据的证据中也会有真有假，否则就不会有冤假错案了。有的时候，法官采信的证据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假；有时候，法官决定不予采信的证据又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法官亦非“超人”，我们怎么能要求他们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不得犯任何错误呢？如果按照“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那些被法官错误地采信了的证据也就不能再称为证据了，而顶多属于“一度曾经被”用做证据“而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东西”，其“本来就不是证据”。

问题到此仍然没有结束。已经明确的错案还好说。错了，纠正过来就得了。我们以前看走了眼，错把别的东西看成了证据。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看走眼呢？！问题是那些在今天还没有被发现为冤假错案的判决中，难道就肯定没有错误吗？在法官们正在做出的判决中，难道就肯定没有内容不属实或者不完全属实的证据吗？如果我们让每一位法官扪心自问，恐怕他们都很难做出“肯定没有”的回答。换言之，如果我们坚持“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恐怕很多诚实的法官都不敢坚持说他们定案的依据是“清一色”的“证据”了。他们也许会说，他们认为那些定案的依据都是“证据”，但那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认为”。倘若其中某些证据日后被新发现的事实或证据所否定，那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他们还可能更加勇敢地承认，那些定案依据中肯定有“证据”，但是也肯定有一些本不是“证据”而被错误地“用做证据”的东西。至于那些本来就不诚实或者不太诚实的法官们，其采信的证据是否属实，就更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严格说来，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定案依据中，都存在着证据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而且就每一个具体的证据来说，其中也存在着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例如，证人证言往往不是百分之百属实的。那些决定采信某证言的法官一般也都知道该证言只是基本属实。那么，证言中不属实或可能不属实的部分还是不是证据呢？如果我们可以对此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那么一份证言就同时既是证据又不是证据，而提供该证言的人就既是证人又不是证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听上去挺“辩证”的，但是终让人觉得有些可笑。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非硬着头皮说法官认定的证据就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属实，那么即使法官们自己不好意思说“不”，即使客观事实一时无法站出来说“不”，也总会有别人说“不”的。法官也是人，和当事人、律师、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一样的人。凭什么别人收集并审查过的证据都不一定属实，但只要一经过法官的手就属实啦？虽然法官在诉讼程序中处于决策人的位置，但是那并不等于说你就有了识别真假证据的“特异功能”。证据的判断和采信者都是人。你以为你是谁哪！

于是，我们就被这“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带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试以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为例：当事人和证人提供的证据可能不属实，不能称为证据；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也可能不属实，也不能称为证据；检察人员提交审判的证据还可能不属实，还不能称为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仍然可能不属实，仍然不能称为证据；二审法院……这样一来，证据何在？证据岂不成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