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机动车维修与配件经营行业管理办法

上一篇: 关于印发《荆门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下一篇: 荆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荆州市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12月19日经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规范经营行为，保障道路运输经营者及其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促进道路运输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是指从事道路旅客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以及相关的车辆维修、搬运装卸、驾驶员培训和其他运输服务活动。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管理、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及经营服务对象，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区、县（自治县、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具体管理工作。
公安、市政、农机、工商、税务、物价、环保、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四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编制道路运输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
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编制道路运输发展规划，并与市人民政府制定的道路运输发展规划相协调。
第五条 道路运输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和统一管理、协调发展、各种经营主体平等竞争的原则，禁止不正当竞争。
第六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为服务对象提供安全、及时、优质的服务。

第二章 基本管理
第七条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应当具备与其经营种类、项目和范围相适应的设备、设施、场所、技术、资金和专业人员等资质条件。具体标准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依照规定的权限作出决定。
筹备组建外商投资的道路运输企业、一级客（货）运站经营企业、公共汽（电）车客运和联运企业，应当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按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和审批程序审批或报请批准。
第九条 符合相关资质条件，经批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发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批准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办理工商、税务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后，方可经营。
第十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核准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道路运输经营者停业、歇业或合并、分立、变更经营范围、转让营运车辆的，应当到原批准和登记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一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道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资格实行年度审验，未经年度审验或审验不合格的，不得继续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第十二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道路运输发展规划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对道路运输经营者新增、更新营业性道路运输车辆进行管理。
第十三条 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车辆应当取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证。
道路运输证应随车携带。
第十四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汽车驾驶学校和驾驶员培训工作实施行业管理。
第十五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从业人员，应当接受有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经考试合格，持证上岗。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驾驶人员，应取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准驾证，并随车携带。
第十六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营业性道路运输车辆应加强安全技术管理的监督检查，对达不到安全技术等级要求的，应当禁止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
第十七条 营业性道路运输车辆应按照有关规定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签车辆二级维护记录、审签车辆技术等级、划分车辆技术类型。
从事超长线路、高速公路、夜行班车运输的客运车辆，必须达到一级车车辆技术状况。其它车辆必须达到二级车车辆技术状况。
第十八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车辆应用技术规范使用车辆，并逐车建立车辆技术档案，保持运输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制定安全考核指标，对生产各环节、工种、岗位的安全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第十九条 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车辆必须定期接受检测。
经检测不合格或按国家和市人民政府规定应报废的车辆，不得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
第二十条 因抢险救灾、战备、重大突发事件的需要，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有权调用客（货）车辆执行运输任务，经营者应当无条件服从。遇重特大交通事故和灾情，应当主动参与抢险、救灾。

第三章 旅客运输
第二十一条 道路旅客运输是指运用汽（电）车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运载乘客的活动，包括公共汽（电）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班车客运、旅游客运、包车客运及人力三轮车客运等。
货运车辆、拖拉机、两轮摩托车、载货三轮车以及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禁止载客的车辆不得从事旅客运输。
第二十二条 旅客运输经营的线路、站点及区域，由市和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道路运输发展规划，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进行审批。
（一）经营者从事区、县（自治县、市）境内旅客运输的，由所在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批；
（二）从事跨市和跨区、县（自治县、市）旅客运输、高速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和城区客运的，由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批。
第二十三条 营业性旅客运输车辆凭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制发的线路标志牌或营运标志，在规定的线路或区域运行。
第二十四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班车必须进入核定的客运站点载客，按批准的运力、线路、班次、时间、站点停靠和运行；旅游客运、包车客运应在核定的线路直达运行；非机动车客运应在核定的区域运行。
第二十五条 城区公共汽（电）车和出租汽车停靠站点由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会同市公安交通管理机构确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在公共汽（电）车和出租汽车停靠站点设置标志明显的站牌。
第二十六条 客运车辆的安全及服务设施应齐备完整，符合安全营运技术要求，车容整洁、设置车身广告应符合规定。
客运车辆经营者应建立健全安全营运管理制度。
第二十七条 客运车辆驾驶和乘务人员应当佩带服务证件，不得随意绕道行驶、滞站、站外揽客或雇人揽客、无故拒载乘客。
不得坑骗乘客、无故在途中变更车辆、停止运行、途中甩客或者将乘客交他人运送；由于车辆故障等特殊原因确需变更车辆，应当及时安排乘客转乘同线路车辆，不得重复收费。
第二十八条 客运经营者、驾驶和乘务人员应当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查处在客运车辆上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十九条 客运经营者应当执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批准的运价标准，使用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规定统一印制的票据。
第三十条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市和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对客运经营权实行有偿和有期限出让。有偿出让所得纳入当地财政专户储存，专款用于道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十一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是公益性的运输行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对大型公共汽（电）车和环保型公共汽车客运的发展应给予扶持。公共汽（电）车客运实行多种经营形式、竞争发展。
第三十二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实行专营权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三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发展规划应与道路运输等发展规划相协调。公共汽（电）车停靠站场、站点等客运服务设施建设计划，应当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道路条件许可的，应设置公共汽（电）车客运专用通道和港湾式停靠站点等客运服务设施。
新区开发、旧城改造和建设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业网点、文化体育场馆等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同时规划、设计与其配套的公共汽（电）车客运专用场站。
第三十四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线路、站点的设置和调整，应当方便乘客乘车和转乘。
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公共汽（电）车客运线路、站点、迁移站牌。因城市建设、重大活动等特殊情况需变更站点、迁移站牌的，应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会同公安交通管理机构批准，并提前公告。
第三十五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批准的线路、班次、站点、车型组织营运；
（二）执行国家和本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规范和标准；
（三）按规定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填报营运统计报表；
（四）执行国家和本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的其他管理规定。
第三十六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从业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安全文明行车；
（二）执行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规范和标准；
（三）按照批准的线路营运，在规定的车站上下客，不得越站或者在车站滞留待客；
（四）按照核定的运价收费，向乘客出具乘车票据。
第三十七条 乘客乘坐公共汽（电）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主动按运价标准购票或出示乘车票证；
（二）不得使用伪造、涂改、过期等无效票证或者转借票证；
（三）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品以及犬类动物和其它污损车内环境的动物、物品乘车；
（四）不得在车内吸烟；
（五）不得损害公共汽（电）车客运车辆设施；
（六）遵守本市乘坐公共汽（电）车的其他管理规定。
第三十八条 其它车辆不得在公共汽（电）车客运站点前后三十米内停靠，妨碍公共汽（电）车正常运行。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侵占、毁损、危害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设施的行为。
第四十条 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根据市和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发展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提出客运出租汽车发展计划，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下达投放客运出租汽车的数量。
第四十一条 取得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的单位和个人转让出租汽车经营权，应到原出让经营权的市或者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第四十二条 经核准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车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方可营运：
（一）具有出租汽车专用营运证；
（二）车顶安装有符合规定的出租汽车标志顶灯；
（三）车内安装有合格的里程计价器；
（四）车身喷印规定的颜色和标记，明示租价标签和计费办法。
第四十三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从事客运服务过程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衣着整洁、语言文明、礼貌待客，明示服务监督卡；
（二）使用符合规定的计价器，按规定的计费标准收费并出具票据；
（三）按照乘客要求选择合理的路线行驶，按照出租汽车站点管理规定上下乘客；
（四）未经乘客同意，不得另载他人；
（五）出租汽车开启空车标志灯，在允许停车路段不得拒载。
第四十四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有权拒绝下列乘坐要求：
（一）乘客携带违禁品和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以及污损车辆的物品；
（二）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乘车无人监护的；
（三）乘客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
（四）乘客要求在禁止停车的地点上下车的。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有权拒付车费：
（一）乘坐的出租汽车无计价器或者不使用计价器的；
（二）驾驶员不出具客运票据的；
（三）乘坐的出租汽车在起租费里程内发生故障，不能将乘客送达目的地的。
第四十六条 出租汽车不得在核定的营运区域外驻地经营。

第四章 货物运输
第四十七条 道路货物运输是指运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运送货物的活动，包括整批货运、零担货运、特种货运、集装箱货运、出租汽车货运、快件货运、包车货运和人、畜力车货运等。
第四十八条 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根据承运货物的种类，提供经济、适用的车辆，不得超载。
运输特种货物、零担货物、集装箱的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四十九条 货物运输经营者承运货物，应当按照托运单约定的要求承运。不得在普通货物中夹带易燃、易爆等危险、易腐、易溢漏的货物。承运国家规定禁运、限运以及凭证运输货物，应当按照规定检查核对托运人的准运手续。
由于承运人或者托运人的责任，给对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给第三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承运人应当先行赔偿，然后向责任方追偿。
第五十条 零担、快件、出租和特种货物运输车辆应当悬挂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制发的线路标志牌或营运标志，在规定的线路或区域运行。

第五章 车辆维修
第五十一条 车辆维修指汽（电）车、汽车挂车、摩托车等机动车的车辆大修、总成大修、车辆小修、车辆维护和专项修理。
车辆维修经营者维修作业的类别，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分级管理的原则核定。从事维修的单位或个人不得越类承修。
车辆维修应当明码实价，承修方应当按规定与托修方签订车辆维修合同。
第五十二条 车辆维修单位和个人应当按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维修车辆，必须保证维修质量，做好维修记录，建立维修档案。大修和二级维护竣工的车辆出厂，维修方必须填发车辆维修出厂合格证。
在维修质量保证期内，由于维修质量原因发生的故障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车辆维修单位和个人应承担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
第五十三条 车辆维修实行公平竞争。车主可自行选择相应类别维修厂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车主到指定的维修厂点维修车辆或装配车辆附加设备。
第五十四条 车辆维修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占用公共道路和绿地维修作业；
（二）不得违反规定漏项、减项作业；
（三）不得使用假冒伪劣车辆配件；
（四）禁止承修报废车辆和拼装车辆。

第六章 搬运装卸
第五十五条 在车站、厂矿、港口、仓库、商品交易市场等货物集散地点及其他装卸作业现场进行货物搬运装卸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核准的范围内作业。大宗、贵重、危险货物的搬运装卸，经营者应与托运人签订搬运装卸合同。
第五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自有的搬运装卸组织，需要对外开展经营性服务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到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领取经营许可证，并到工商和税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取得工商营业执照，进行税务登记。
第五十七条 搬运装卸经营者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安全操作规程组织作业。从事危险货物和大型、特种物件搬运装卸的，应具备相应的专用工具和防护设备，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因搬运装卸作业不当造成的货损、货差或损坏交通和市政绿化设施的，搬运装卸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运输服务
第五十八条 运输服务是指为道路运输提供服务的各项业务，包括客（货）运站、物流服务、客货运代理、联运服务、运输中介信息服务、仓储理货，客（货）运停车楼场和洗车场，车辆租赁、车辆接送等。
第五十九条 客（货）运站经营者应在购票、候车、托运行李货物等方面为旅客或托运人提供必要的设施和优质、安全的服务；为客货运输经营者提供必要的经营条件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客运站应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定的发班总量范围内，接纳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的客运车辆进站经营。
未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客货运站点。
第六十条 物流服务、客货运代理、联运服务经营者对服务对象承担民事责任。在发生运输事故赔偿时，应先行赔偿后再向实际承运人追偿。
第六十一条 运输中介信息服务经营者应当向服务对象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对因信息误差造成的车辆空驶、货物延滞运输等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二条 仓储理货经营者应按货物的性质对货物分类存放，保证货物完好无损。因保管不当而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三条 客（货）运停车楼场应有完善的消防设施，健全安全守护制度，停放车辆的数量应与停车场的面积相适应。因停车场的责任造成的车辆灭失、损坏或随车物品被盗，应由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六十四条 营业性洗车场应按批准的地点和标准修建，具备相应的设备和设施，符合环保和环境卫生的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洗车和占用公共道路经营洗车业务。
第六十五条 汽车租赁经营者应与承租人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并提供技术状况完好、装备齐全的车辆。在租赁期间，因车辆技术、装备问题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六条 从事车辆接送业务的经营者应与用户签订车辆接送服务合同，将车辆按时、完好送达。

第八章 价格 规费 票证
第六十七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运价政策、运价规则、价格规定和工时定额。
第六十八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按国家和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缴纳交通规费。不按规定缴纳交通规费的，应当补交，并按规定缴纳滞纳金。
滞纳金列入交通规费收入。
除国家和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征收的规费外，道路运输经营者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擅自收取费用。
第六十九条 客票、货票等道路运输票据，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印制、核发。
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使用前款规定的统一票据。不出具票据的，旅客、货主和其他服务对象有权拒付费用。
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印制、核发和管理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维修出厂合格证和客票、货票等牌证、票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涂改、倒卖、转让。

第九章 监督检查
第七十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对道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从事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状况、交通规费缴纳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可以在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交通检查站检查车辆，可以到客（货）运站、相关经营单位、道路运输作业现场进行监督检查。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接受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情况。不得拒绝、阻挠交通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
第七十一条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统一着装，持有市人民政府或交通部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交通执法专用车应配备专用的标志灯饰和喷印统一的标识。
第七十二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举报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对道路运输经营者或公众的投诉应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对道路运输经营者之间、道路运输经营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对其作出的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应予以纠正。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第五十四条第（四）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已取得经营许可证的，视情节轻重，可并处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改正，视情节轻重，责令停业整顿，暂扣或者吊销准驾证、道路运输证、经营许
可证；可单处或者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视情节轻重，给予警
告，责令停业整顿，暂扣或者吊销准驾证、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道路运输证、经营许可证；可单处或者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责令改正，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营运，暂扣或者吊销准驾证、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
、道路运输证；可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责令改正，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可处以五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四条 由于客运经营者责任造成重、特大客运安全事故的，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法处理，并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吊销其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或经营许可证，由有关机关对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妨碍或阻挠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扰乱运输管理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不能现场处理的，可暂扣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或准驾证、道路运输证，发给代理证，并责令其限期接受处理。对拒不接受现场检查、无证经营、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接受处理的，可暂扣运输车辆或设备，出具暂扣凭证，并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部门
接受处理。
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可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不履行处罚决定、又无正当理由的，可将暂扣车辆或设备依法拍卖。所得价款扣除拍卖费用、车辆保管费、抵扣应缴规费、滞纳金、罚款后，余款退还当事人，不足部分予以追缴。
违反本条例对禁运、限运、超限、危险物资管理规定的，可暂扣车辆或物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暂扣运输车辆或设备的审批条件、暂扣期限以及被暂扣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费用，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并公布。
第七十七条 违反道路运输管理规定，本条例未规定处罚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七十八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七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十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管理相对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侵犯道路运输经营者及从业人员人身、财产权利的；
（二）滥用职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擅自许可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从事道路运输，或者违反法定办事程序不作为的；
（三）无法定依据，擅自改变处罚种类、幅度或者违反法定处罚程序和处罚明显不当、滥施处罚的；
（四）无法定依据收费、罚款或者罚款不按规定使用罚没收据、罚款不上缴，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没收入的；
（五）擅自使用或者损毁扣押财物的；
（六）玩忽职守，严重失职的。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八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城区，是指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等九区的行政区域。
第八十二条 汽车驾驶学校和驾驶人员培训以及车辆技术检测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八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1年2月1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19日
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缺失的反思及对策

俞华权、滕聿江、史明钊


摘要：有史以来，人类与风险的对抗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可靠的信用制度正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运转的保障。建立在各自伦理基础上的信用制度，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社会中均运行良好，但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从中国传统伦理的角度对当前信用危机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现实性和建立在“差序格局”上的伦理的传统性之间的脱节与摩擦。针对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解决信用危机的关键在于从市场主体、经济中介和政府等三个方面重构信用安全体制，弥和传统与现实的差距。
关键词：熟人社会；差序格局；中人；信用缺失；

“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概念可以说是“正宗”的舶来品，在我国的传统中是找不到其存在的痕迹的。黄宗智先生认为，这对概念被引进于中国时，已经预先根据西方的经验假定有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这种对立是我国所不曾有过的。但是当前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却正是西方在这种二元对立中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真正实现这种意义上的法治目标，我们就需要进行一次痛苦的“裂变”，以形成法治成长的现实基础。⑴这个裂变的过程反映到现实中，就是社会的转型。
我国传统上形成的国家、社会紧密结合的一元制结构，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⑵这种社会结构的核心是中国特殊的“礼”，而非“法”。这样一种礼是上古时期便流传下来的社会传统，⑶她在中国大地上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其巨大的影响早已沉淀于人的意识之中。川岛武宜曾经说过，“如果在近代的经济及其法所存在的社会里，有与其历史性格不相同的伦理存在，那么，这种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讲就只能是障碍。”⑷这段话虽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但其中的道理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思考仍是有益的。
当前中国社会里，信用缺失成为一个上下瞩目的严重问题。⑸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是老问题还是近来才出现的新问题？即在我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信用缺失是否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呢？我想不是的。我们知道中国的三纲五常之一便是“信”，“言必行，行必果”是社会对人信用的常态要求，信用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并不成为严重的问题。传统社会的信用之所以得以保障，实际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在起作用，一个是以礼为核心、以家族为社会单位的伦理性的熟人社会；另一个是传统的中人或保人制度。
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家族具有极强的社会功能，是一种伦理性的组织，是儒家三纲五常的直接承载者和监督者。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将受到其所属地方社会的严厉舆论谴责，这种谴责对其所属家族声誉的负面影响又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重视伦常的熟人社会，这种负面影响将极有可能激起家人、族人的愤怒，从而从家族的角度对此人进行惩戒。这种惩戒无论是精神上、肉体上还是物质上，对个人而言都是严厉的。而作为从小就受到各方面有关三纲五常教育的个人，非常明白违背上述要求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个人对信用要求的遵守既可能是出于真心的接受，也可能是对两种利益权衡选择的结果。但不管如何，这种不利益的存在，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实际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此外，作为特殊的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以“我”为中心，一层层向外扩展的“差序格局”。⑹这种社会里没有群、己的明确界限，因此也缺乏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普遍的道德。一切都要站在“己”的中心位置上去度量，道德的范围则可大可小。人们注重个人“关系”（具体的）、讲究“人情”。⑺这种对“关系”与“人情”的深厚依赖，导致中人制度的盛行。因为“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中人，其共同特点是为交易双方所认识和在一定程度上所信任，在绝大多数场合，中人本是交易双方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分子。”也就是说，“中人制度的建立包含了一种极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它是这个社会的有机文化逻辑的显现。”⑻这种制度为在儒家传统社会中同陌生人的经济交往，提供了良好的解决办法。
“面子”、“人情关系”及特殊的中人制度的结合，使得传统的信用体系在陌生人的眼中具有了可信度和安全感。我们的这种信任，并非出自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因为对熟人社会中那套行为规则的熟悉，对作为中介人的中人的熟悉和信任。因为，通常“成功的交易一半靠中人的说辞和技巧，一半则基于其‘面子’。中人的‘面子’越大，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反过来，中人的‘面子’对于订约双方都具有某种约束力，因此，其‘面子’越大，契约的稳定性也越强。”⑼所以在我们传统社会中，中人和双方都是熟人，中人除了促使交易的达成外，还具有担保双方履行的作用。在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场合，中人将利用自身的一切手段促使矛盾的解决，并承担相应的后果，从而确保经济交往中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
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⑽也就是说，这种伦理本身无法产生商品经济中平等人格主体这样一种伦理结果。
与此不同，西方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其自身就是一个伦理的过程，是对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其伦理世界是以此为存在前提的。⑾这种伦理与这种经济及在此经济上衍生出来的解决矛盾、平衡社会的法律制度是互相融合，紧密相联的。所以，西方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普适的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机制，在其自身基础上运转时就有其自恰性。因此，当中国经历各种近代革命，经济进入市场化，人口开始频繁流动，社会变迁加速时，由于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多年形成的乡土社会中的传统对社会秩序维持的效力便大打折扣，由此出现传统的三纲五常被废弃，家族功能急剧萎缩，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交易中的特殊中人制度也逐渐衰退。当这些传统信用制度良好运转的保障机制解体后，我们的社会交往出现问题了。因为传统的“差序格局 ”形成的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的心理意识，没有也不可能跟随着上述机制的解体而马上发生有利于新经济伦理建立的改变。再加上“差序格局 ”中没有普适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的存在，结果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⑿这种利己主义的普遍化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赖帐现象的扩散，⒀司法中的执行难等。缺失了制度保障的转型社会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信用缺失的不断加剧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这里需要冷静的考虑，而不是感情。而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正是乡土社会所缺乏的。”⒁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正是在乡土社会的格局下，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匆匆前进的，市场经济本身的伦理尚未建立及未深入渗透到国民的每一个部分。根据市场经济建立的法制同社会强大的习俗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⒂也就是说，现在的转型期是一个两种伦理转换的过程。由于市场经济的伦理与传统伦理在转换中激烈的摩擦，导致社会中利己心的普遍膨胀，经济交往信任度的普遍降低。这就好比现实中的人突然进入虚拟化的网络空间，旧有的约束在瞬间消失，而虚拟空间的约束机制又尚未建立，则人们对网络的信任度就不可能很高。
当前中国这种信用缺失的势头必须被有效遏制，否则长期的信用低迷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但是，如何来遏制呢？我们发现，虽然各自产生的背景不同，但是毕竟两种伦理中都包含有对信用的高度要求，因此两种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沟通与转换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两种伦理中的共性，实现传统的思想观念、习俗行为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是我国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基础，必须在先进行。没有这种转变，新的秩序将很难正常运转，各种其他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信用更倾向于一种个人关系的“熟人信用”，交易很大程度上靠人情维持，交易有特殊的“信用中介”——中人的保护。而西方的伦理中的信用却更倾向于一种普适的“生人信用”，其特殊的“信用中介”是各种金融机构。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外在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必然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市场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从而使市场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假如西方在对抗风险的技术方面没有突破，则不但海上冒险和远程贸易无法顺利进行，而且人类赖以生存的统一市场经济世界也不会形成。⒃为了对抗市场经济中所潜在的信用风险，西方对生人的信用度时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使其发展出了一整套严密的预防及自我保护的机制。这种机制有各种形式的表现形式，如订约前对对方背景信息的充分了解，订约中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后果的预测及防范，订约后对对方履约行为及能力的密切关注，产生问题后积极的应对等等，完全是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高度紧张状态。这些在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因为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要求在法律技术上的客观反映。各类客观有效、信用良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也是在这种警惕心的要求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这种金融体系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通过对风险的时空配置达到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⒃通过在动态中扮演中介角色，使分处不同时空的陌生人可以顺利高效地进行经济交往。
反观我国则极为不同。由于中人的特殊作用，双方对对方的不信任感没有西方体现的那么强烈。交易是在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互相的吹捧和在情感推动下过多的非理性行为代替了警觉与冷静的理智，因此事前的预防和安全措施以及复杂的金融体系无法得到发展。更何况只要中人还在，许多问题就很有可能得到解决，所以在心态上有一种懒散性和依赖性。这样一种心态在历经几千年的沿袭后，已经在意识中内化成了一种定势。而这种定势在中人制度衰退的今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主体在经济交往中各种自我保护意识的缺失，从而表现出合同条款的粗糙化以及问题产生后的惊慌失措，结果往往是感性的将责任归罪于一方的不道德、不诚信，产生进一步的信任危机。
针对上述情况，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是将市场主体对中人的熟人信任感移转到金融机构上，充分利用金融机构这一市场经济中的“中人”，通过这种移转来确保主体对市场的信任并回避一定的风险，提高整个市场的信任度，从而推动主体积极的市场行为。
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当前的金融机构同西方的金融机构不同，其本身的信用就存在问题。这些金融机构不是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拼搏做大的，而是过去行政行为的产物。这些金融机构的运作思维和方式过于行政化、主观化，不符合市场的要求，不能很好地为整个市场的信用提升服务，因此对金融机构的重整势在必行。这是一个不可回避与退缩的问题。金融机构的运作与思维方式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应当确保其行为上的客观性、自主性与营利性。在其信用度足以承载其他广大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时，上述的信任转移才是可行的，否则结果可能会更糟。
第二是广大的市场主体必须转变传统的观念，学会如何在日益陌生的社会中生存，即要学会主动地去预防各种风险的发生，制定各种安全保护措施，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以“性本恶”为思考前提进行市场交往。不要自我麻痹，总是期待对方会有良好的信用。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困难也是漫长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强劲的现实面前，这一转变事关市场主体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努力做到。
第三是对于政府而言的，政府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职责。传统由家族和舆论承担的部分责任，在转型时期失效后，政府应及时补位，以防止经济“承重墙”的倒塌。政府应当建立相应完备的全国统一的信用缺失备案制度及特定情形下强行“封市”的制度。即由政府管理部门对在管理活动中发现的、处理的，商业金融机构在商业活动中获取的以及纠纷解决机构如仲裁机构、法院等在解决纠纷中发现的、处理的各类不守信用或信用低下的市场主体的各类信用信息进行及时备案，并跟踪监督，同时将相关信息充分有效地披露，则既可以督促被监督主体遵守信用，又可以对其他主体提供预警信息，从而有利于整个市场信任度的有效提升。对于信用缺失或低下到一定程度的市场主体，政府应及时彻底地进行强制“封市”，即冻结其帐户，吊销执照，清算退市等。由此清除市场隐患，净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