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地震灾后重建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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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森林管理实施办法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3月7日广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结合本省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林业工作的职能机构，负责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本实施办法的组织实施和检查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设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林业工作。
第三条 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其所有权和使用权。
森林、林木、林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条 因勘察设计、修筑工程设施、开采矿藏等需要，必须征用、占用、划拨林地的，按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广东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五条 对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林地使用权有争议的，按森林法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调处山林纠纷的规定处理。
在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林业主管部门不得发给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六条 全省森林覆盖率奋斗目标为百分之五十以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全民义务植树，开展造林绿化，加强森林资源管理，把宜林荒山荒地和可能绿化的地方绿化起来，并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森林覆盖率指标。
第七条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遵循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以省林业区划为依据，划定林种，确定本地区用材林、经济林、防护林、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省级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确定，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八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因地制宜地营造速生丰产林和珍贵树种，建立林业商品基地，搞好林木综合利用。
第九条 宜林荒山荒地应按规划限期造林绿化，林木采伐迹地必须在当年或次年内完成更新造林。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造林绿化或更新造林的，对经营使用林地的单位应追究单位领导人的责任；对承包责任山和使用自留山的农村居民应按承包合同规定或由村民委员会处理。
第十条 实行科学造林，保证质量，严格执行造林技术规程和检查验收制度。县级人民政府每年应对本地区的造林面积组织检查核实，人工林成活率不足百分之八十五，飞播林当年有苗株数每亩不足二百株的，不得计入本年度造林面积。
第十一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做好林木病虫害测报和防治以及苗木检疫工作。发生林木病虫害时，有关经营单位和个人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早除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应报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意，经动植物检疫部门检疫合格后，方准进口。

第十二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林政管理机构。
县级以上国营林业局（场）、自然保护区根据需要，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建立林业公安队伍。
第十三条 切实搞好封山育林。县（市）、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本地区林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划定全封区、半封区和轮封区。全封区不准进行任何性质的砍伐、打枝、樵采、放牧。
城乡居民生活用柴和以木柴为燃料的单位，应积极改为烧草、烧煤和使用沼气，节省用柴。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健全护林防火指挥部。护林防火指挥部由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担任指挥，有关部门派员参加，日常工作由林业主管部门（或设立指挥部办公室）负责。
每年九月至次年三月为森林防火期。在防火期内要严格控制野外用火。凡进入林区的人员，都应遵守护林防火的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加强护林工作。国营林业局（场）、自然保护区应配备专职护林员。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配备专职或兼职护林员和设立护林站，建立群众性的护林制度，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制定护林公约。集体林区护林员的报酬由当地村民自筹和地方补贴。
第十六条 全省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全民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国营林业局、林场、农场为单位，集体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及农村居民自留山的林木以县为单位，提出年采伐指标（包括规格材、非规格材、间伐材、薪炭材），逐级上报，由省
林业主管部门汇总平衡，确定年采伐限额，经省人民政府审核，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七条 采伐森林和林木必须依法申请采伐许可证。
核发采伐许可证的部门，根据采伐申请，应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并张榜公布。
对采伐的森林、林木，由当地护林员或林政管理员负责检查验证。
全民所有的森林和林木的采伐许可证，由省林业主管部门印制；集体所有的森林和林木的采伐许可证，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印制。
第十八条 水源林、水土保持林、海岸防风固沙林需要进行抚育和卫生性间伐的，由经营单位提出申请，报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需要进行更新性采伐的，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面积五十亩以内的，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面积超过五十亩的，报市人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署批
准。
第十九条 从木材产区运出木材、木制品，必须持有林业主管部门发给的木材运输放行证书。木材、木制品运输放行管理办法，按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竹、柴、炭运输放行的管理办法，由省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木材产区可设立木材检查站。
木材检查员执行任务时，必须携带证件和佩戴胸章。如需进入车站、码头、货场检查时，铁路、航运、交通部门和承运单位应予支持和协助。
木材检查员的证件、胸章，由省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发。
第二十一条 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可在圩镇或木材集散地设立木材市场。
在木材市场销售木材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持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木材销售证。
经营木材及其制品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
除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的国营木材经营单位外，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未经当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进入木材产地直接收购木材。
木材市场管理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主，林业、税务、物价部门应密切配合。
第二十二条 林业主管部门按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规定，负责征收育林基金、更新改造资金、林政管理费，专门用于林业生产建设和林政管理，财政部门负责检查监督。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造林、育林、护林。
煤炭、冶金、造纸、林产、铁路、公路、水电、农垦等部门以及驻粤部队，在其经营、管辖地段的范围内，应在林业主管部门指导下做好规划，安排资金，造林绿化。所营造的林木，归营林单位所有。煤炭、造纸等部门还应营造专用林。城建部门申报房建计划，应在投资总额中安排一
定资金作为绿化费用。
各单位造林绿化经费的筹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对执行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本实施办法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本实施办法的行为，按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情节轻微的，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给予行政处罚，或由公安机关处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单位和个人，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作出处罚部门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87年3月26日
罪犯婚姻权解读应注意的几个个问题

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 胡配军

在刑罚日益走向文明改造罪犯的今天，把罪犯的应有权利还给罪犯，让罪犯享有未被法律限剥夺的应有权利，这本是理所应然。2004年月日民政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意见》对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突破了1982年公安部对相关问题的尘封，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的实施办法，使服刑人员的结婚问题得到了法律明示许可。以此解读罪犯婚姻权，笔者认为，《意见》虽然解禁了罪犯的婚姻登记，但并不意味着罪犯婚姻权的全面开封，对罪犯婚姻权的今后解读，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罪犯婚姻权的天赋性
婚姻权是基于婚姻自由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的天赋性决定了婚姻权的天赋性。每个公民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处于何种境地，婚姻自由与权利都是与身共存的，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他有结婚或离婚的权利与自由，他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与自由。在这一层意义上，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能对他人的婚姻权进行干预。每个人都应当而且有权自主婚姻，法律对个体这种天赋的婚姻权不能进行剥夺，只能进行保护。我国宪法第条规定 “”；我国婚姻法第条“”。罪犯的婚姻权也是如此，无论他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无论他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婚姻权都将与身俱在。法律无权剥夺也不便于剥夺。罪犯自身状况的复杂性表明对罪犯的婚姻权进行任何强制剥夺既不人道也不可能。因为不少罪犯在服刑前已经拥有婚姻家庭，如果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是不是要强制已婚罪犯立即离婚？天赋的婚姻权只有在年龄不足、身体不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被限制实现，不应当因为犯罪这个原因而导致丧失。在《意见》出台之前，我国历来的法律只有1982年公安部的《》文件对罪犯的结婚予以禁止性规定，但这一规定其实并没有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只是对未婚罪犯的结婚登记从权利上予以限制，而罪犯对婚姻自由、自主、不受强制、胁迫的权利仍然存在。已婚罪犯婚姻权的既成事实更是无法改变。当然得承认，1982年公安部的这一规定容易让人们理解为是对罪犯婚姻权的剥夺，尤其是对未婚罪犯，如果不能登记结婚，婚姻的过程就无从开始，就谈不上婚姻权的行使。纵然如此，《意见》的出台也足以让人们相信罪犯在婚姻权问题上，是当然的有权主体，罪犯有权行使婚姻权。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法律还没有哪一部法律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婚姻权问题上，罪犯与普通公民一样有着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我们解读罪犯婚姻权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人性化改造罪犯、倡导并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的必然认同。
二、罪犯婚姻权行使的有条件性
婚姻权是一种人身属性极强的权利，它与人身自由权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所以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是有权主体，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而罪犯婚姻权的行使，则不能如此简单。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记就不仅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具有非独立性。监狱必须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有权力。如为了确保安全，防范脱逃及其他危险，罪犯的婚姻登记必须是有监狱民警看押的登记。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婚姻关系的产生只是合法难以合俗。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第三，罪犯出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不能在狱内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已无须向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而罪犯在结婚时，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
三、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婚姻权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没有婚姻权，就不存在同居权、生育权。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权，当然派生着同居权、生育权，但罪犯婚姻权却不能派生，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享有同居权、生育权。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并不是罪犯与配偶的同居权的体现，它有同居的事实，也是以同居权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罪犯处遇，因为在服刑罪犯中，已婚罪犯并不是个个都能享有特优会见，只有改造表现好，服刑达到一定期限者，才能与配偶特优会见。生育权更是不能派生，因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了生育权，就会出现女性罪犯在狱内生育的非法律许可现象。我国法律禁止父母亲带着子女在监狱服刑。从刑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来看，限制与剥夺人身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与剥夺，由限制与剥夺自由而生的是对罪犯社会交往权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间没有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属于罪犯的社会交往权，这些权利都处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交往的权利也还给罪犯，那么刑罚还能罚什么？刑罚的威严又怎么体现？谁还害怕刑罚？监狱又如何完成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任？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表明了罪犯婚姻权的非完整性。在整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罪犯的婚姻权只是有限婚姻权，普通公民因为婚姻而获得的其他许多权利，在罪犯身上都处于封存状态，服刑期间不能自由行使。在此有必要指出，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是当代社会的普遍公理，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而言，这一公理都当然适用，但罪犯不是一般公民，而是有罪在身的特殊公民，从权益维护与保障来讲，我们把罪犯当作权益维护与保障的弱势群体，要更加注重对他们维权。但维权应当维护的是罪犯的应有权利。这种应有权利并不是所有未被法律明文剥夺的公民权利，有些公民权利，由于相互间的制约与依附，限制了一种权利，就会导致其他许多权利无法行使，这时应当理解为这些权利都属于受限制或剥夺，法律无须就此再专门列举。再说，许多权利在不断派生新的权利，相对静止与稳定的法律来不及对此进行收集并罗列，而从法理上讲，这些权利的行使又都以已经被剥夺的某一权利为行使前提，则这些权利当然都应属于不能行使的权利。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四、罪犯婚姻权利义务的两重非对等性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具有对等性。公民婚姻权在婚姻关系内，其义务对象为配偶；在婚姻关系外，其义务对象是社会非特定的有关人和组织。罪犯婚姻权利义务虽然也牵涉到配偶与社会非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但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明显存在着两重非对等性。
一是罪犯与配偶在婚姻权利与义务上的非对等性。法律上罪犯婚姻关系的成立，同时产生罪犯与配偶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刑期未满之前，罪犯在行使了有限的婚姻权外，对婚姻义务除了忠诚以外基本上都无法履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婚姻中的义务，多数都由罪犯的配偶对罪犯承担，罪犯无力也不可能为配偶承担义务。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为罪犯婚姻家庭的存续与稳固带来了隐患。许多已婚罪犯正是由于自己服刑而导致家庭的破裂，家庭的破裂又给罪犯的改造蒙上了阴影。对于那些入监后新登记结婚的罪犯，监狱民警更应当有所防备、适时教育与引导。婚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保证所有罪犯与其配偶的婚姻登记都是非常理性的产物，步入婚姻殿堂后，独守空房的配偶是否能够长此以往忠贞不渝？罪犯的婚姻家庭到底能支撑多久？这将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监狱民警和罪犯都不能不思考。如果忽视了这些，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影响监管安全的重要间接危险因素。
二是罪犯婚姻权利与监狱义务的非对等性。罪犯许多权利都以监狱为义务主体，只有当监狱履行不作为或作为的义务时，罪犯权利才能得到实现。但在罪犯婚姻权利上，罪犯的婚姻权利却不能对应监狱的法律义务，监狱可以创造条件，帮助罪犯进行结婚登记，但这不是监狱的应然行为。监狱根据监管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实际需要，有权决定自己对罪犯行使婚姻权是否予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