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票据法上的拒绝证明/吴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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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

　（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２日　市政府令第１３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昆明市城镇国有土地管理，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云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昆明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镇国有土地，是指昆明市行政辖区内所有(铁路和军事设施除外)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
　　第三条　昆明市城镇国有土地实行有偿、有限期使用制度。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出让、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其它经济活动。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它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按照本办法规定在昆明市取得土地使用权，并按合同规定进行土地的开发、利用和经营，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五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期间，土地所有权仍属国家所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其出让地块范围内的地下资源、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不包括在内。
　　转让土地使用权时，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依法随之转移。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依法管理本辖区内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工作，并依法对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　土地使用权出让

　　第七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市、县区人民政府依照国家法律和本办法规定，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土地使用者，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市、县区人民政府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其它规定应交的费用的行为。
　　第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编制土地使用的年度出让计划。出让计划由市、县区土地管理部门会同计划、规划、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纳入国家建设年度用地计划，经市、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九条　在本市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适用国家下列规定：
　　(一)居住用地七十年；
　　(二)工业用地五十年；
　　(三)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五十年；
　　(四)商业、旅游、娱乐用地四十年；
　　(五)综合或者其他用地五十年。
　　第十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按照国家和省的审批权限规定，由市、县区人民政府分级管理、统一审批。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由市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受理，报市及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城市规划区以外，由县区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一幅地块或一个宗地的面积，耕地3亩及其以下，其它土地10亩及其以下的，由土地所在地的县区人民政府审批；耕地超过3亩，其它土地超过10亩的，由土地所在地的县区土地管理部门受理后，按规定的审批权限报批。
　　土地使用者属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企业或个人，所用土地属于昆明市城市总体规划区范围以内，由市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受理，报市及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所用土地属于昆明市城市总体规划区以外，由土地所在地县区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受理，经市土地管理部门审核，报市或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一条　经国家及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开发区、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开发片区，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前，须预报土地使用权出让方案。出让方案应包括出让数量、规划用途、出让年限、出让底价、出让方式等。出让方案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计划等有关部门拟订，报市及市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后，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每幅地块或一个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须在开发或建设项目落实、规划经批准后进行。每幅地块或一个宗地的具体出让方案，由市、县区土地管理部门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负责拟定，并连同项目批准文件及有关图纸资料，按审批权限规定报有审批权的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三条　地块或宗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经批准后，应当及时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经市及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市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经县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土地所在地的县区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需附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确认和提供的土地使用条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使用市和市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按国家统一规定印制的文本。
　　违反本条各款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
　　第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为：
　　协议出让：招标出让；拍卖出让。
　　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时，出让金原则上不得低于市人民政府的规定。
　　第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采取招标、拍卖方式出让的，由土地管理部门按照招标、拍卖惯例，提前发布公告。应标者、竞投者应当按照公告的要求，办理应标、参与竞投的有关手续并交付保证金。
　　第十六条　中标者、竞投中者须在决标、拍卖现场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支付土地使用权成交价总额20%的定金。
　　保证金和定金可以充抵成交地价款。
　　未中标者、竞投未中者交付的保证金，在决标、拍卖后十日内如数退还。
　　第十七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土地使用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土地使用者未按合同约定期限付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请求违约赔偿。土地管理部门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提供土地使用权时，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请求违约赔偿。
　　第十八条　土地使用者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付清出让金后，应当及时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登记手续，领取土地使用证书，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十九条　土地使用者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开发或建设。超过合同约定日期满一年未开发或建设的，由土地管理部门按不超过出让金20%的比例，向土地使用者征收土地闲置费；满两年未开发或建设的，由原批准的市、县区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因不可抗力或不属于土地使用者本身的原因而延迟开发或建设的，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报告并获得批准。
　　第二十条　土地使用者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土地。若需改变用途的，须取得原批准的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的同意，并与土地管理部门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补充协议，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更换土地使用证书。
　　第二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具体办事程序，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制订，并予以公布。
　　
第三章　土地使用权转让

　　第二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是指土地使用者在土地使用权出让期间，将土地使用权以出售、交换、赠与等形式实行再转移的行为。与他人合资、合作建房或联办企业，视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资、合作建房或联办企业的当事人，原则上应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或是按有批准权的市、县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方式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
　　(一)土地使用者未付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二)未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书的；
　　(三)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开发并形成用地条件的；
　　(四)土地使用权有争议的；
　　(五)地上有房屋的土地，土地使用权证书和房屋所有权证书不齐备或房产有争议的；
　　(六)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不得转让的；
　　(七)国家和省、市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四条　属商品房开发需预售房屋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双方当事人应当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后，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载明的权利和义务随之转移。
　　第二十六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双方当事人应当如实向税务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申报转让成交价格，并按规定缴纳土地增值税。
　　第二十七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期限，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年限减去原土地使用者已经使用的年限。
　　第二十八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后，若需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用途，须向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申请，未经批准的不得改变。
　　第二十九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经签字生效后，双方当事人须持国有土地使用证、转让合同及其他有关资料，到原发证的土地管理部门审核、登记，更换土地使用权证书。因转让房产而同时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划拨土地使用权除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第三款执行。
　　第三十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市、县区人民政府有权优先按照转让双方的成交价格购买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
　　第三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市场价格不合理上涨时，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
　　
第四章　土地使用权出租

　　第三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出租，是指在土地使用权出让期内，土地使用者作为出租人将土地使用权随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租赁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的土地，其土地使用权不得出租。
　　第三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出租时，出租人与承租人应当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不得违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出租人、承租人双方应持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租赁合同等有效文件，向原批准用地的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出租登记备案手续。
　　第三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出租后，出租人必须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承租人确需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内容的，必须征得出租人同意，并按规定的审批权限经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批准，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第五章　土地使用权抵押

　　第三十六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期限内可以抵押。
　　第三十七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时，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随之抵押。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抵押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抵押。
　　第三十八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时，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应当签订抵押合同。
　　抵押合同不得违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应持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抵押合同到原批准用地的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证明书》后，抵押方为有效。
　　第四十条　抵押人到期不能履行债务或者在抵押合同期间宣告解散、破产的，抵押权人有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抵押合同的规定处分抵押财产，并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
　　第四十一条　因处分抵押而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当及时到原办理抵押登记的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的过户登记手续，换领土地使用证。
　　第四十二条　抵押权因债务清偿或者其他原因而灭失的，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在抵押合同终结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原办理抵押登记的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抵押注销登记。
　　
第六章　土地使用权终止

　　第四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终止，是指因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灭失等原因而终止土地使用权的行为。
　　第四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期届满，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由国家无偿收回。土地使用者应当在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
　　第四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期届满，原土地使用者需要续期的，应当在土地使用权期满前一年提出书面申请，重新办理续用审批手续。
　　第四十六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期间，政府可根据本地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并根据土地使用者已使用的年限和开发利用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补偿。
　　需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时，政府应当以公告方式提前告知土地使用者。
　　
第七章　划拨土地使用权

　　第四十七条　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经政府批准，缴纳过土地补偿、安置等费用后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或者是经政府同意，以无偿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第四十八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时，须经市、县区人民政府批准，补办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是采用经市、县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方式补办手续后，方可转让、出租。
　　第四十九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因迁移、解散、撤销或其它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其土地使用权。
　　第五十一条　对于划拨的土地使用权，市、县区人民政府根据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和城市规划要求，可以无偿收回，并可予以出让；对于土地使用者的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补偿。
　　第五十二条　划拨土地使用权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本办法规定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个人，其土地使用权可以继承，但继承时继承者必须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第五十四条　依照本办法收取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作为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利用。
　　第五十五条　对未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予罚款并限期补办手续；情节严重的，依法没收其非法收入，拆除或没收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并处予罚款。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由昆明市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2年8月18日发布的《昆明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不得不说的民事证据问题

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牛建国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对于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我实在有话要说。我一向主张在正常的法制环境下，诉讼不外乎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两问题。对于法律的适用则依赖于对事实的认定，而诉讼中的事实是靠证据来支撑的，你不可能在胡乱举证导致自己都搞不清想说什么的情况下，要求法院作出有利的裁判。
这些来年，尤其是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关于诉讼程序的规定较从前有很大改观，立法的逐步完善产生了证据的运用技巧，而对证据的运用可能导致法院查明事实的不同。所以我经常与我的当事人讲，由于诉讼思路的不同，不同的律师主张的事实有可能大相径庭。
我国现行的民事证据制度可以说“散且乱”。“散”是说没有统一的证据立法，散见于人大的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甚至规范性文件；“乱”是说多头作主，各行其道。人大立法说一套，行政法规说一套，甚至有些部门规章也不甘寂寞。最高院说得最多套路也多。这些规定虽然不同，但“以前规定与本规定相矛盾的以本规定为准”这句话是相同的。以前的规定是什么，看了才明白，看到最后又是这句话，再次糊涂了。
那么，我国的证据法律渊源到底有哪些呢？鉴于实体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远超出程序法的规定 ，虽然这些实体法关于证据的规定部分已被程序法引用或释明，但我的认识与很多人的认识并不完全一样，我认为除前述程序法外，实体法也是当前证据法律制度非常重要的法律渊源，事实上，我国的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是对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最为完善的规定，学者们称之为“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规定，我一直称之为“律师耍手腕的工具”。但该规定实施中的问题很快就反应出来了，据说河北省还发生农民因不懂证据失权制度输了官司而到法院门口自杀的事件。后来最高院关于再审的司法解释出台可以说在证据失权制度方面狠狠地扇“证据规定”一巴掌。
关于“证据规定”实施中的问题，去年我曾撰文论述 。过去的一年中，学者们关于民事证据立法的呐喊可以说是鼓足了劲，但我国的民事证据立法依然象“踩上了跑步机”。作为执业律师，我更多地注意到当前证据规定的缺点与不足，对于证据立法的走向问题我认为应该留给理论界推动，所以本文仍是结合当前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粗浅看法。
一、关于民事证据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区分和统一问题
这个问题我原本并未打算放在本文的显著位置，但是民事证据和民事诉讼证据的区别好像并没有引起国内主流学者的注意 。
我们知道，民事诉讼只是当事人维护民事权利的一种最终的选择，人们还有其他选择余地。比如，商事仲裁，行政调解，特别仲裁程序等。这些程序对证据的规定少得可怜，实务中主要是引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既然都是对民事权利的维护方式，况且民事诉讼可以说是最终方式（商事仲裁虽然规定“一裁终局”，但法院可以予以撤销或裁决不予执行），就应该对维护民事权利的证据作统一的规定，其统一方向是其他程序的证据规定应尽量向民事诉讼证据规定靠拢。我认为，民事诉讼证据强调的诉讼程序上的意义，而民事证据则更多的是实体上的意义，即可以在各种解决争议的程序中起证明作用的证据，所以民事证据的外延应大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外延。
目前，实务中争议较多的可能是医疗事故案件。国务院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的当事人可以向医疗机构所地卫生部门要求处理，由卫生部门委托医学会进行鉴定，再根据鉴定结论作出相应处理。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医疗事故纠纷行政处理程序中，主要证据是医学会的鉴定结论。而同样是一起案件起诉到法院就不一样了。民事诉讼法只规定“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证据但并未罗列具体的鉴定单位。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的一段时间内，受案法院的做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交由本院的法医室鉴定，有的委托司法行政部门下属鉴定机构鉴定，还有的干脆委托医院鉴定。眼看收不了场，最高院以“通知”而非司法解释的形式统一要求类似案件交由医学会鉴定。最终司法又向行政“妥协”了一回。
本文的这段论述并非强调民事证据和民事诉讼证据的区别，而是希望人们重视其区别并将之统一。
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定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民事证据立法最悲哀的问题。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法律吝啬到连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都舍不得作出规定。这个问题几乎每年我都会问来所实习的法学院学生。基本同样的情形是抓耳挠腮后一句“老师说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就是证据”。
在民事诉讼法颁布后，理论界对民事诉讼证据争论不休，但主流说法仍然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说”，也有前卫学者持“法律真实说”的。所谓“法律真实说”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过司法审查合格后能证明的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也就是通过司法程序能够查明的事实就是判决认定的事实，有人也称之为“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并不等于客观真实。本来以为随着“证据规定”的颁布这一情况会有所好转，没想到新近出版的很多教材仍然坚守“证明案件真实情况说”阵地不转移。看到这些书后，我的感觉用流行的话说就一个字：“晕”。
应该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定义，“证据规定”最终确立了“法律真实说”。我以为，不管在具体措词上有什么不同，给民事诉讼证据下定义都不能背离“法律真实说”。“法律真实说”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消极裁判模式的必然结果，不管将来民事诉讼法如何修改，“法律真实说”仍应是最终也是最为科学的选择。
此外我还认为，证据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为哪方当事人利用的区别问题，甚至不应存在是否属实的问题，是否属实是通过诉讼程序查明后的结果，不能成为阻却证据进入司法程序的硬性标准，所以我将民事诉讼证据定义为：在民事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向法庭提交的旨在证明自己主张的一切材料。
三、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实务界和理论界已久，证人出庭率低下在刑事诉讼中就存在。尽管刑诉法要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司法解释对庭审程序中的规定允许宣读未出庭证人的证言，也就是说司法实务界基本默认了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的行为。但是民事诉讼由于并不涉及国家司法资源的透支，司法机关将证人出庭的责任主要转嫁给了诉讼当事人。一方面民诉法要求凡是知道案件真相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并未规定证人拒绝作证的后果；另一方面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证人出庭需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申请、费用由申请人预付、法庭通知后证人不出庭的仍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未经质证的证人证言不得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等等。
应该说证人出庭率低下的问题困扰民事诉讼实务界和理论界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之前甚至有人提出向美英等国学习，建立“藐视法庭”惩罚机制，即凡接到法庭传票的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可构成“藐视法庭”，应给予相应的处罚甚至予以刑事制裁。客观地说这一制度的益处比较明显，但我国立法机关好像反应谨慎，一直迟迟不见动静，只在刑法中规定了证人在国家安全犯罪中拒绝作证的不利后果。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作证的不利后果则只字未提。
我认为，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规定有不可取之处。首先，民事诉讼虽然是私权之争，但从证人有作证的“义务”、由法庭而不是当事人自己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等法律规定看，证人作证制度则更多地涉及公权力的运用。因为法律未规定拒绝作证的不利后果，司法机关就将促使证人作证的义务转嫁给当事人是不无争议的。其次，证人出庭的费用由申请人预支、证人拒绝出庭由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等规定则更可能引发当事人收买证人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实务中经常发生，在成都还出现过专门替人出庭作证的“职业作证人”。
那么，当事人对于所需的证人证言如果证人拒绝作证，是不是就得“听天由命”了呢？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仍有变通的余地：
（一）申请法院进行证据保全。
我认为对证人的证言可以申请证据保全。也有人认为，同样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但我认为这两种程序既有相通之处更有不同之处，有的地方甚至大异其趣 。对于证据保全的申请法院一般是用裁定支持或驳回，法院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被保全人对该裁定也有权异议，但该异议不影响裁定的执行。“证据规定”规定，人民法院保全证据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拍照、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验、制作笔录等方法。 可见，保全证据是允许对证人证言采取制作笔录的方法的，也就是说法律上可行。且由于是法院的笔录，公信力相对较高，不用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较好地解决了证人拒绝出庭作证使申请人失权的问题。而申请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仅限定于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三种，对证人证言予以调查至少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上还找不到充足的依据。
（二）申请公证证明。
对于公证行为，目前我国立法层次太低，主要是国务院的规定和司法部的配套规章。民事诉讼法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证据规定”规定，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可见，民事诉讼中对公证效力采取的是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原则，但又规定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在证人可能拒绝作证的情况下，采取由公证员公证其证言的真实性的方法是比较理想的选择，这样既回避了因证人不出庭导致的举证不能的风险，又避免了因证人心理不成熟在交叉询问时作证不利的风险。但该方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公证一般只是针对证人是否确实说过笔录或录音中的内容，对于证人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则无法通过公证直接证明。
四、关于法院向申请人相对方调查证据或保全证据是否导致举证责任转移的问题
我开初注意到这个问题是源于我在上海浦东法院的一个案子，案件另外一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对我的当事人的相关材料予以复制被法院驳回，理由是这一申请实际效果是转移举证责任，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后来，在同一当事人的杭州案件中，我方向法院申请对对方的部分书证予以调取，起初法院裁定支持，后对方将浦东法院的裁定拿出并提出复议，法院认为浦东法院的裁定更为合理遂再次裁定驳回我方申请。不少法院的法官也对此问题不置可否，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即当事人可不可以向法院申请向对方调取证据或者保全证据？我认为，完全可以。
首先，法律及相关解释规定，当证据可能灭失或事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保全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证据也可以申请法院调取，法律和司法解释从未规定不可以向另一方当事人保全证据或者调取证据。即只要是当证据可能灭失、事后难以取得或者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均可以由法院依据当事人申请进行保全或调取。
其次，不允许申请法院向另一方当事人调取证据可能影响当事人的诉权。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劳动案件、医患争议案件、票据存单争议等案件中，绝大部分证据往往“依法”保存于当事人一方，虽然有些争议已倒置了举证责任，但是无举证责任一方的举证权利却不容剥夺。如果不允许这些案件中的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调取所需的证据则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当事人的诉权。
关于这部分我还要说的是，如果申请人提供了证据线索而被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被申请人拒绝提供该如何救济的问题。我认为，当事人申请具有程序意义，申请不申请是当事人的事，与法院能否调取成功是两码事。申请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你有但你不拒不提交就够了，因为持有证据一方拒绝交出的可推定该证据对其不利。
五、关于法院的释明责任与消极裁判制度问题
首先值得探讨的是消极裁判制度，消极裁判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必然结果。顾名思义就是指法院只针对当事人的主张及其所依据的证据进行审查并作出成立与否的裁判制度。我认为，尽管我国诉讼法中有类似于消极裁判的规定，但我国至少到目前还没有完全建立消极裁判制度。学者们尤其是律师理论界对此侥首已久，甚至有人鼓吹在刑事诉讼中也应引入消极裁判制度。
我国目前有关消极裁判的规定是源自民事诉讼法，该法规定法院应对当事人的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进行审查。该法实施后，最高院认为该法的规定并未排除法院对当事人主张以外的事项进行审查。随后，最高院又规定，对于当事人没有主张的应该不予审查。只可惜对于这么重要的制度性规定最高院只以“纪要”的形式发布。可以这么说，我国在民事诉讼中已建立了类似于消极裁判的民事诉讼制度。
既然是消极裁判，按照常理就不应该由法院承担释明义务，但是“证据规定”却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这条规定被学者们称为法院的释明义务。我是打心眼里反对这不伦不类的规定的。一是这样的规定等于说让法院承担了教当事人如何打赢的义务，对当事人来说倒简单了，法院让怎么变更就怎么变更，法院同意的总不会有错的。二是法院如果未履行释明义务可构成程序违法，一审判决可能被撤销并发回重审。三是该规定与消极裁判制度相违背，也不能保证法院居中判决。
六、关于证据交换与证据失权制度的冲突问题
我听说个别学者将证据失权制度称为“歹毒”的制度，尤其是搞刑事程序研究再转行的，由于长期受“以事实为根据”的影响，思想上压根转不过弯来。
“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我国的证据失权制度是“证据规定”颁布后正式确立的，是“证据规定”的重头戏。但同时，“证据规定”对颁布之前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则进一步予以完善。我认为对法院来说，证据交换没什么不好，可是作为律师却不喜欢它。因为证据交换一旦实施相当于将律师的“战场”一分为二，庭上的精彩缺乏了生动的元素。更为烦恼的是“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的规定与证据失权制度矛盾。正当你因为对方没有在举证期限之内提交证据暗自庆幸的时候，突然法院通知你将组织双方交换证据，你顿会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感觉。
那么“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与法院指定举证期限是否矛盾呢？最高院没有说，下级法院更是没有了主心骨。实践中，有些法院出于无奈，将证据交换的日期订于开庭的前一天。也有些学者认为，“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的规定与法院指定举证期限并不矛盾，认为最高院的本意是如果法院决定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则不必依职权指定举证期限。我对此问题也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希望最高院能够就这一问题予以正式答复，因为我至今也没有看到表示其“本意”的文件，而这一问题好像比“证据规定”施行后暴露出的其他问题更为迫切。
七、地方法院的“准司法解释”的适用问题
关于法律解释制度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8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该决议授权最高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该决议从现在人的眼光去看似乎“革命性”太强，有些规定与《立法法》的规定甚至矛盾。另一个是《立法法》，《立法法》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于最高司法机关该法只规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按照同一位阶法律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这是否意味着《立法法》取消了“两高”的司法解释权？理论上是可以这么说，但我认为，现阶段立法水平如此低下的情况下禁止“两高”的解释似乎更不能适应国情的需要，所以在无人喝采也无人叫停的情况下，“两高”还在马不停蹄地起草各种各样的司法解释。
让我欲坐难安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高级法院也在“竞赛式”制定自己的审判指导意见，我们不妨称之为“准司法解释”。1987年，最高院曾专门下文要求地方法院不要制定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但近些年有点控制不住。我想地方高院可能基于一些考虑。首先，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纠纷的赔偿额等方面的规定在当地难以适用；其次，法院的上下级关系也可能是地方法院置最高院的规定于不顾的一个原因；再次，最高院这两年似乎默认了地方高院的一些“准司法解释”。在最高院主编的一些刊物上甚至经常看到登载的地方法院的各种“审判指导意见”。
我认为，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立法上授权地方高院一定的裁量权非常必要。但我国政体上仍是单一制，司法权集于中央乃政体的必然要求，地方法院的大量的超乎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准司法解释”显然不符合单一制政体的要求。

参考文献

　参见合同法、产品质量法、专利法等相关规定；